比大馬華人還要熟悉馬華文學的日本學者舛谷銳 Masutani Satoshi
從90年代開始，舛谷銳隻身一人走進馬華文學作品的熱帶雨林世界，透過文字摸索這片獨特的南洋風景。那個時候，日本學術界風氣是以研究中國文學為主，尤其側重在左翼文學。相對地，馬華文學是處於邊緣，鮮少人問津。
舛谷銳原先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卻在一個偶然機緣下接觸到馬華文學，自此便樂此不疲，沉浸在馬華文學研究當中。他笑說，自己可能是日本當年唯一一位研究馬華作家作品的學者。數十年下來，他與很多馬華文壇作家成為老朋友，除了投入學術研究，他還翻譯了不少馬華作品，幫忙推廣馬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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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馬華文學的緣分是越來越深，已經無法離開馬華文學研究了。”
在大學時期，我曾研究過馬華作家黃錦樹作品。這位文壇前輩曾在1992年發表了〈馬華文學經典缺席？〉一文，試圖釐清馬華文學的定位和發展。惟，這篇文在馬華文壇無意間引起論爭和筆戰。當時留日的馬華作家禤素萊撰寫了一篇文〈開庭審訊〉，並刊登在《星洲日報·星雲》版。這篇文章是描寫日本東南亞史學會關東例會的情景，而舛谷銳的名字就出現在文章裡面。
“很多人看到了舛谷銳這個名字，以為是禤素萊杜撰的角色，殊不知是活生生的一位日本學者。”他滿臉笑容地說道。那一場例會，他至今印象深刻。舛谷銳當年是碩士生，正向一眾日本學者講述馬華文學發展史和發表研究成果。在這場40分鐘的發表會上，他飽受煎熬，陷入了舌戰群雄的局面。日本學者紛紛質疑馬華文學合法性。當中有人認為馬華文學是在馬來西亞發展的中國文學；有些則指出，既然不能用馬來文創作，怎能冠上“馬來西亞”這4字。
這一切與刻板觀念有關，那個年代的日本學者認為馬來西亞是以馬來人為本位，華人則是從中國遷移過來的族裔。“我（當時）講的是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歷史，他們卻聽成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歷史。我是不認同他們的想法，禤素萊更加不會接受這種說法。”
當然，畢竟馬華文學還未進入全球華文文學研究範疇裡面。他坦言，要是講到中國古典文學，日本學者就不會感到陌生冷僻，因為已有很多研究文獻可參考。“現在黃錦樹說馬華文學是無國籍文學。不過，我的想法是，馬華文學還是馬來西亞的文學。”
與馬華文學邂逅
舛谷銳說得一口流利的華語，全因為他在早稻田大學修讀本科時，選擇中文為必修的第二外語。“那個時候的華文課本內容有共產黨意識，你在日本找到的（中文）課本都是這樣。”他稱，自己最初不是專研馬華文學，而是在大學第二文學部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你要知道）早稻田大學的同學太多，個個都很優秀，我肯定要找出一條新出路，尋找新的創見和研究方向。”說完，他不禁笑了出來。
正當翻閱文獻資料時，突然找到了東洋大學老教授今冨正巳的論文，裡頭就有提到“馬華文學”這個詞彙。他看到了以後兩眼發亮，經過多次閱讀思考，深深覺得是一個值得探索的題目。他便大量翻閱和消化對方的論文，然後撰寫馬華文學研究計劃，想要轉換研究跑道。
當時，他徵詢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授能否指導，無奈對方卻不感興趣。他決定轉校，拜在今冨正巳門下，專攻馬華文學作品研究。在轉校之前，中國恰好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他慶幸地說，如果繼續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這起事件很大可能會耽擱研究進度，因為無法進入中國做田野調查和購買書籍。
成為今冨正巳的學生後，他一樣也得面對文獻資料匱乏的難題，“最大的問題是資料太少了，在東京神保町舊書街所售賣的書籍大多數是中國文學書籍，還有少量的港臺作品，馬華文學作品完全找不到啊！”
60年代早有日學者赴檳城田野調查
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原來60年代已有日本學者研究馬華文學，但他們不是文本分析，而是從作品的政經文教角度切入，研究那個時代的社會歷史。他的導師今冨正巳所撰寫的文章也鮮少觸及作家作品。
舛谷銳打開PPT文件，手指著筆電屏幕，當時有山口一郎、今堀誠二遠赴檳城做田野調查，以瞭解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今堀誠二隨後在1973年出版了《馬來亞華僑社會》。同年，朝日新聞社《朝日Asia Review》則翻譯了方修《馬華新文學及其歷史輪廊》的幾篇文章。“你知道為什麼（會翻譯）嗎？因為日本人關注新中國，而他們的理解是馬華文學屬於中國文藝革命的一環，無形中也注意到了馬華文學。”
若談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料，方修是一個不能繞開的人物。他是文學史家，開創了馬華文學史料學術研究，而他所編著的《馬華新文學大系》更是學者研究馬新文學的重要史料。但是，他沒想到，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在70年代竟然有英譯版。
1977年，大東文化大學名譽教授生田滋（前任國家圖書館東洋文庫研究員）出版了《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alayan Chinese New Literature》。然而，生田滋選擇翻譯方修的初稿，而非修正的版本。舛谷銳說，當時生田滋認為這份初稿拼湊出潮州作家的文學史。對方通過地圖，依照方修所提到的作家名字按圖索驥，逐一找到作家來歷，才發現大多數都是潮州籍作家。
方修還在生時，舛谷銳與他見過幾次面，對方便曾和他提及此事。這份初稿最初集合了1962至1965年的作品，比較專注在潮州籍作家。爾後，方修有推出修正版，然而生田滋卻選擇初版翻譯，因為對方覺得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史料。“其實，方修本人並不很願意（樂意），他有跟我提起這件事。”
馬華藏書北漂到日本立教大學
為了協助舛谷銳解決索取第一手資料難題，早年來過新馬兩地的今冨正巳向他推薦了移居香港的馬華作家忠揚。此後，忠揚又陸續引薦了幾位新馬作家，比如尤今、伍良之（《爝火》季刊主編）、甄供（已故）等人。舛谷銳非常有幸獲得他們的贈書，他也開始在新加坡採購書籍，充實自己的馬華文學資料庫。
然而，前馬大副教授吳天才的藏書才是讓他“大開眼界”，汲取了很多珍貴的馬華文學內容和知識。在一次偶然機會下，55歲的吳天才正好要退休，大馬學術界人士和單位想要購買其藏書。在1998年，南方大學學院創立馬華文學館時，便向吳天才購買了一半藏書，大約3000冊自40年代至1997年的馬華文學書籍。這批書籍最後也成為“鎮館之寶”，當中不乏絕版書籍和珍貴古籍。另一半則由日本立教大學圖書館所購買。如此一來，這批書籍便“漂流”到日本，舛谷銳才有機會觸碰更多馬華書籍和亞細安文學作品。，舛谷銳才有機會觸碰更多馬華書籍和亞細安文學作品。
秉持看原稿和第一手資料
投入馬華文學研究後，舛谷銳發現到一些學者沒有看第一手資料，部分研究靠聽說和主觀見解。他認為，這樣的研究顯得不夠嚴謹，而他一直秉持一個原則，務必看原稿和第一手資料才好下筆。
“我們的立教大學圖書館是有部分馬華文學書籍，卻完全找不到第一手資料，比方說報紙和雜誌，所以這些著書會存有一定的主觀性。”他舉例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大系》，裡頭就沒有收入同志文學作品。“六七十年代（社會）還是很抗拒（同志文化），那時其實已經有同志文學了。馬華作家許通元就曾寫過這樣的論文。”舛谷銳直言，正因為《馬華新文學大系》也並非第一手資料，對此，他認為報紙和雜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刊登的原文可以佐證和做學術研究，無奈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了。
多年以前，舛谷銳開始把馬華文學作品翻譯成日文版，希望有更多人認識馬華作家作品。“我一個外國人，（遇到不懂的詞彙）找詞典都未必找到。那時我就喜歡跟作家聊天，跟對方建立關係之後才開始翻譯對方的作品。”他解釋，唯有相處之後，才能瞭解對方的生活背景和慣用詞句，得以精準翻譯出他們所要表達的內容。活背景和慣用詞句，得以精準翻譯出他們所要表達的內容。
“翻譯了這麼多，我覺得最困難的是李天葆的作品，他用的詞彙很難被翻譯成日文啊！”他毫不掩飾地笑道。（記者：那麼老師，你有寫作嗎？）“沒有沒有。”他連忙揮手回答，蓋因在日本，作家是一門專業，沒有所謂的業餘作家。
他說，日本學術圈很少會有人身兼作家角色。在他的年代，偶爾一些人會在自己編輯的雜誌上刊登作品，或投稿到文學同人誌的雜誌。“他們會自己掏錢出書然後送給人。”現在管道太多，可以投稿到類似的網頁。
“當然這些肯定和純文學雜誌不同，完全是兩回事。”他說，日本每個月至少有4種純文學的文學月刊，每一本都有兩百多頁。（記者：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投稿嗎？）“不能，因為都是刊登由專業作家撰寫的作品。”
後記：馬華文學越來越豐富了！
在採訪的尾聲，舛谷銳突然想起，在跟隨今冨正巳教授做研究時，對方曾給予勸誡。他不看好馬華文學的發展，擔心往後沒有人繼續研究，便建議舛谷銳同步進行馬華文學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工作。但是，他當年沒有聽從教授的話，反而堅持己見。他自豪地說，“如果我的老師今冨正巳還在的話，我會對他說，馬華文學已經越來越豐富了！”
【簡介】舛谷銳1964年在東京出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文學院碩士。他曾任聯合國高等教育文化機構（UNESCO）專家、北京大學亞非所與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與馬來亞大學訪問學者、南洋理工大學訪問教授。90年代一直專注研究馬華文學作品和相關評論，他曾任日本立教大學副校長、圖書館副館長和交流文化系副教授。早前以立教大學觀光部交流文化學科教授的身分，擔任新紀元大學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客座教授。
日本東京神保町保留了昭和時期的街景，還有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店舖。據神保町的官方網站，這裡有130間舊書店，附近還有很多新穎的飲食店和咖啡館，讓人們購買書後，可以到附近的咖啡館坐下來，享受閒暇的讀書時光。（圖：谷歌地圖）
擁有“世界第一古書街”的東京神保町古書街每年10月會舉辦“舊書節”（神田古本まつり），是各地書迷前往朝聖和挖寶的地方。（圖：取自jimbou_info官方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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