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博文／新年不要来！
我们的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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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多少？
嗯，可以这么形容吧，当你们在咬着月饼的时候，我们已在搓汤圆，也有可能在煮年夜饭，我是指专题企划。而每天过的日子，更是今夕不知何夕，若新闻组编辑永远只记得明天的日期，副刊的编辑就只记得一星期后的某天，端看负责的是哪一个版。若逢农历新年，也许清醒记着日期的只有我们组内的校对王钦斐了。
在副刊这么多年，从菜鸟变老饼，在工作上再驾轻就熟与气定神闲，每当农历新年来临前都要抖三抖、尿三滴、泪两行、头发变稀……实在是，忙得让人扯发抓狂。
农历新年前，甭管你是记者还是编辑，工作量暴涨的程度除了看我们主任对要呈献的专题数量，还要看主任的人性与是否“任性”。（我知道，因为这句话，我肯定会被主任在他的小本子中记名了。）
而以我历经了多个主任的经验来看，农历新年前的工作量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在写这篇编采手记前，我才打开了主任寄出的农历新年工作分配列表，从看到日期起，就想晕──我还在2022年，你咋逼我穿越到2023年，我还不想老一岁呀喂！然后，看到那些一行接一行的工作，以及空白待补的项目，又忍不住笑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先让记者抓狂去！（我知道，看到这句，应该有很多记者不打算准时交稿给我了。）
不过，“死贫道”这种想法很不厚道，而且karma（业力）特强。在副刊的工作生态里，记者与编辑的关系不只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已，更确切的说法是，“唇不亡，齿也寒”──若记者交不了稿，编辑还是得将版“死”出来，报纸，是不会停止出版的。
然而多年来，尽管农历新年前的工作量疯狂生长，副刊记者即使处在高压下，也未曾试过稿脱期的，所以在这里我要给他们大大的赞许以及大大的掌声。
其实，我害怕过农历新年源于一个惨痛经历，而这经历跟工作有关。
我还是菜鸟编辑过的第一个农历年前，适逢家里买了一部二手车。二手车嘛，当然不如新车，一带回家就可以上路，总是要送修一轮以确保安全上路。记得那个年前的某日下午，修车厂通知我去取车。由于要赶版，取车后我还是得回到公司，却不想路上堵车，卡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顺着交通圈快转到通往公司大门的出口，“砰”一声，一辆Pajero硬从我的左边挤过，撞凹了我左边车头、左大灯也坏了，而且还是撞后逃。
将车子驾回公司的停车场，然后回到自己的部门。同事都下班得七七八八了，但我还不能，因为版未编完。可是，版编着编着，终于憋不住难过，扑趴在桌子上大哭一场，钱包太伤了，想回家却还得赶版，好委屈……然后，哭够了，抹了抹眼泪，继续编版。
因此，前阵子听到有同事说，在副刊有哪个没哭过，哭过后还不是要赶工，我实在是再认同不过了。
对我来说，副刊的工作就是有一种让我割舍不了的魅力，嘴巴上恨它恨得要死，因为让我太忙了，但心理却又依恋，即使得知患癌，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我以后还能编版吗？
可是，无论我多依恋，一旦来到农历新年前，对它的爱恋都会归零。
请问主任，可以让新年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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