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後我才了悟,旅行最迷人之處永遠不在地平線遙遙相望的某個目的地,而是我們滿懷期待前往那裡時的整個過程。而這樣的心境,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被瑞士旅行作家尼可拉·布維耶著書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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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天,24歲的布維耶開著他的飛雅特汽車,一路從日內瓦開往歐洲東南部,在塞爾維亞與畫家友人碰頭後,便展開了從巴爾幹半島通過土耳其,前進亞洲腹地直到印度邊境的公路之旅,如今許多揹包客稱之為的“壯遊”。
為了儘可能延長整個旅行計劃,旅人必須從浪漫的環遊視角轉回更迫切現實面的生計問題。布維耶和友人在旅途中執起各自的才能,一個是煮字療飢的作者,一個是一圖勝千言的畫家,在每一座抵達的城市裡尋找掙錢的機會,無論是為當地報社撰寫文章還是開辦畫展賣畫,他們在一些地方逗留長達數個月之久,因而也為旅程增添了更多細緻的觀察體會。
除了時代氛圍是一大關鍵(50年代旅遊業仍未開發,尤其波斯一帶),或許長居異地也是其中一個旅人跳脫制式觀光的重點。好比布維耶為了報導吉普賽人而深入塞爾維亞鄉間地區,畫家朋友在當地的小型畫展觀察農民的樸質樣貌與衣著,或是因為一場大雪,兩人被迫滯留在伊朗的大不里士長達半年,為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顛簸山路堪慮,甚至與三教九流的卡車司機混熟,只為了搭乘他們的順風車越過荒僻險峻的俾路支沙漠。
作家細膩而靈巧的文筆,除了把沿路發生的種種奇聞軼事收錄在永恆的文字裡,其中他所表現出對紀行書寫的熱忱也教我深感欽佩。
試想想,離家浪跡的三年五載裡,面對不斷更迭的周身環境與人事,旅人往往必須耗費大部分精神去應對進退,留存下來的體能在那之後已是所剩無幾,尤其寫作又是亟需集中力的一件事。而布維耶卻能堅持不輟地書寫,不僅把整個橫越中亞地區的旅跡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還點出了許多關乎那個時代的政經局勢與文史風俗,客觀而不偏頗地就事論事。
我以為,我們至今抓緊的很多主流價值觀,都是從前人先賢身上(或著作)模仿習得的。那些所謂的“政治正確”難道不也是我們一步步走到今日才看懂的?
因此,70年前的布維耶面對文化差異所展現的開明態度讓我自嘆弗如,比如行經波斯時,布維耶對當地穆斯林社會的包容與尊重,或是在巴基斯坦的一家酒吧打工換宿時,他與不同性取向的老闆結為好友的故事。
這些紀實描寫透露了生活哲學與智慧,將原本單薄的旅遊書寫推向了更精粹的文學高度,因為每一筆觀察都蘊含了表象之外更深遠的意境,讓讀者品味沿路的精彩之餘,也細嚼出世界留給旅人的微妙滋味。
就像作家為這本書命名《世界之用》,世界一直橫擺在我們眼前,唯有出發,以足為度,“使用”這個世界,我們或許才會從中獲得些什麼,用以增厚自己淺薄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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