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濱。澗樹含朝雨,山鳥哢餘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風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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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韋應物的〈簡盧陟〉。名曲未遇知音人,可憐可嘆。軍旅生涯,生失意流落之感,乃常人心態。山澗朝雨暮春鳥鳴,低迷情緒,只能借酒自慰平生。
葉嘉瑩《說中晚唐詩》中提自小寫詩的人,詩句和生命是融合一起的,出口成章為其特性。成年後始寫詩,詩句是思索出來的,韋應物在此列。讀其詩,要“透過一種思索”才能體會優點。
出身名門不愛讀書,韋應物不是孤立個案。韋氏為望族,《舊唐書》說“自唐以來,氏族之盛,無逾於韋氏。”韋應物15歲起以三衛郎為玄宗近侍,宮廷內外,皆有其蹤。早年囂張跋扈,倚仗皇室,肆意妄為。他提過自己“無賴恃私恩”、“司隸不敢捕”的荒唐歲月。安史之亂後,失職落難,有所覺悟,發奮圖強,報名太學,重讀詩文。天資聰穎,有悟性,強大的專注力讓他很快擺脫昨我。
763年,27歲的韋應物任洛陽丞,開啟文官生涯。浪子回頭,當官為天職,不為名利,韋應物將責任和人生意義結合。他心態懇切,寵辱不驚。他在不同地方擔任過縣令和刺史,家族背景和佛家薰陶讓他的從容有更多的憑藉,該怎樣就怎樣。他的第一份官職因懲辦不法軍士而被訟,他不怨天尤人。得官丟官,都以平常心看待,不當官可看成和佛結緣。當他失官河南兵曹,住同德寺,後來請辭櫟陽縣令,住善福精舍,最後罷官蘇州刺史,住永定寺。用一杯茶,將入世和出世之間的界限化成無形,筆中流出的詩句則是清淡的人間味。
白居易在〈題潯陽樓〉將韋應物和陶淵明並列:“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閒。”二人年代一遠一近,都是他追慕的對象。他在寫給元稹的〈與元九書〉中說韋應物的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韋應物在江州擔任過刺史,故有“韋江州”之稱,但因為他也擔任過蘇州刺史,二州地位懸殊,稱他為“韋蘇州”的人更多。
只求心安,不求回報的文人
賴瑞和在《唐代高層文官》討論刺史時有不少有趣內容。他說杜牧在849年寫信給宰相希望被派到杭州擔任刺史,請求沒有成功。杜牧降低要求,第二年瞄準排名稍微遜色的湖州,他連寫三信給宰相,這一回成功了。賴瑞和說杜牧為了“養家餬口”,耗盡心思,因為“外任某些上州刺史的俸錢,比京官高”,足以讓他“一家骨肉,四處皆泰”。外放一年,果然積存不少俸錢,回到京城,煩惱減少,且有能力在長安城南知名的風景區樊川蓋起房子。
刺史是州官之首,唐朝有三百多州,一千五百多縣,唐代高層文官中,刺史人數最多。州有大有小,有富有窮。州府定位決定刺史地位,以經濟狀況決定其上中下等。杜牧曾在黃州、池州和睦州擔任刺史,但是戶數和稅收遠不如湖州。
我讀賴瑞和談刺史的三章文字,韋應物在心頭揮之不去。韋應物去世後12年杜牧出世,官場遊戲規則大體相同。韋應物先後在滁州、江州、蘇州擔任刺史。賴瑞和談刺史時沒有提韋應物,卻有引白居易在〈蘇州刺史謝上表〉中的話:“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最多”。蘇州不只是上州,地位也“冠江南”。白居易少年時避難蘇州,聽人談起韋應物,羨慕不已。“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有朝一日和韋應物並駕齊驅,人生無憾。
白居易敬佩韋應物肯定錯不了。再往下看韋應物經歷卻出現意想不到結果。韋應物在蘇州大約兩年,屆滿之後,無川資回京等待新任命,寄居蘇州永定寺後一病不起。韋應物的墓誌銘說他喪事簡陋,“茅宇竹亭,用設靈幾”,又說他“歷官一十三政,三領大藩。儉德如此,豈不謂貴而能貧者矣?”
這是一位只求心安,不求回報的文人。韋應物在文學史上地位非凡,正如白居易感嘆:“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他不標榜自己,不經營生平記載,新、舊《唐書》沒有為他立傳,《舊唐書》無一字提他。
幾年前北京央視《中國詩詞大會》以“我有一壺酒,可以慰風塵”為題,問錯別字,詩句迅速走入民間。“可以慰風塵”,初讀只往人生無奈處聯想,悲意綿綿。讀完賴瑞和的刺史分析,因韋應物境界起積極解釋。“慰風塵”,應該是不負風塵,不負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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