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踪16】报告文学首奖：身分之祸？1941年“台湾戏”剧员在马来亚被捕事件／沈国明

对战前马来亚侨民而言，“台湾戏”，泛指来自台湾戏班在马来亚演出的戏剧，包括传统闽剧、福建戏、歌仔戏、话剧等。此外，台湾人除了随同戏班从台湾或福建省南来，也有可能来到马来亚后，与当地喜爱闽剧的剧员共同组织戏班，或参与当地的戏班展开演剧活动。

根据马来亚《南洋商报》于1946年6月1日的报导：“（英殖民政府）动员全坡警探，分途拘捕台侨，被拘者以‘台湾戏’男女剧员为多……”（编辑部1946：2）这段文字激起了笔者的好奇和一连串的疑问。于是，笔者想进一步了解：战前，为何有那么多台湾剧团或台湾人来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为何大肆逮捕手无寸铁的“台湾戏”剧员？这批俘虏者又如何处置？究竟是“剧员身分”惹的祸？还是“台湾人身分”惹的祸？

一、马来亚环境有利于演剧

30年代初，马来亚华侨欢迎台湾人来马来亚旅游与工作，也欢迎“台湾戏”来马来亚。因此，当世界经济大恐慌结束后，马来亚的经济渐渐恢复时，“台湾戏”剧团一班接着一班地南来马来亚巡演。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促使此现象发展的因素如下:

首先，马来亚有很多南来的中国人，他们被称为“华侨”。由于当时的中国生产之落后和社会的纷扰，那些饥寒交迫的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漂洋过海以求个人与家庭成员的生存。战前，马来亚为英国殖民地。英殖民政府为了大量掠夺马来亚的资源，于是从中国引进了一批又一批能刻苦耐劳的劳动阶层前来进行开采天然资源等劳作。根据陈达在《南洋华侨与闽南社会》一书的统计，“七七”事变前在中国汕头附近某侨乡的实际调查，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的占百分之七十，南洋有亲属的占百分之二十，天灾的仅占百分之零点三，其他则占百分之九点七（胡一声235）。20世纪初，华侨在马来亚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根据1931年马来亚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华侨人数是170万9392名，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九，华侨在各族人数中增加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五；1940年，华侨人数上升到235万8335名，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华侨在各族人数中增加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杨建成3），华侨人口在马来亚10年间呈螺旋式的增长。马来亚华侨人口两大籍贯来源，分别来自中国南方的福建省和广东省。根据1931年马来亚户口调查报告书阐明（潘醒农37），来自福建省的人数占54万736人，广东省则占41万8298人。因此，马来亚华侨人口的数量庞大，再加上福建闽南籍贯人口之多，为南来的“台湾戏”剧团演剧造就了一定的观众市场。

其次，战前马来亚的矿业开垦和种植业的兴盛，以致工商业发展与华侨社会达到一定的进步与繁荣。为了减轻侨民一天的辛勤劳动和思乡之愁，一些有条件的矿家和企业家，在全马各地纷纷设立各种娱乐场所，包括戏院、游艺场、会堂等供民众使用。由于侨民爱看戏，一些戏院不只播放电影，也提供舞台为剧团作演出。至于游艺场，一般场内也设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舞台作不同剧团的需要，呈献传统戏曲、话剧、孟沙湾等表演。因此，上世纪30年代南来的“台湾戏”剧团，就曾在霹雳怡保新街场安得申律明星戏院、太平荣乐戏院、雪兰莪巴生欢乐园游艺场、柔佛麻坡三马路新民舞台、柔佛文律埠马来戏院、吉兰丹华英影戏院，以及星加坡的大坡余东旋街上海大戏院、金昇律大世界内第三台、大世界“电城戏院”、新世界月光园、新世界八卦亭、快乐世界第三台、直落亚逸天福宫戏台等地的剧台表演。

第三，战前马来亚各组织透过演剧来纪念社团周年庆和筹募款额，这是一件最普遍不过的事，更何况以演剧来助赈，能够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和筹款成绩。1933年，“福建凤凰班”在班主巫景盛的带领下，获得霹雳福建公会邀请，为“马来亚闽侨联合会霹雳分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庆典报效闽剧《锦裙记》。此举不但获得马来亚侨社的欢迎，也筹得一定的款项（特约通讯员谠9）。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马来亚各地侨社领导纷纷组织筹赈会举行演剧，向广大的侨民筹款。在严峻的时局底下，许多南来的“台湾戏”剧团为筹赈会和华文学校义演，既得到良好的筹款成绩，演员的表现也获得侨民的青睐，得到热烈的喝彩和掌声。除此之外，“台湾戏”带给侨民的影响，甚至比起在马来亚掀起的抗战救亡的话剧演出，还来得更有群众号召力。高哥在《戏剧运动今后的进路》文章中，就很具体地指出：“我们千万别以此为满足，较之成天演着的广东戏，台湾戏——里面出现的才子佳人，我们的话剧，所可能影响的观众还是那么少，影响的范围又是那么窄。”（高哥23）。这说明了“台湾戏”在马来亚，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动员群众聚集的力量。当时，“台湾戏”更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追随他们的表演，频频出席观剧。

“台湾戏”剧员愿意与马来亚华侨站在同一条救亡的戏剧路线，透过“技艺救国，声色救灾”来参与各种筹赈会的演出。“台湾戏”剧员也愿意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每个月一部分的薪金来支持马来亚的筹赈会，其支持反帝国、反侵略、反殖民的表现，得到侨领与侨民肯定。“金玉莲男女高甲班”于1938年1月5日，在星加坡快乐世界演出爱国名剧《巾帼英雄》，为筹赈会演剧助赈，团员们就自动抽出月薪的10％，作为筹赈会的月捐以赈济中国难民（编辑部1938:5）。

马来亚华侨在一片救国救亡的声浪达到高潮时，各地的闽剧剧员不曾缺席华侨的筹赈运动。1938年3月26日，“新玉莲剧团”在星加坡快乐世界第三台演出爱国闽剧，为中国灾民请命（编辑部1938a:30）。同年6月22日和7月2日，“福建梅兰剧社”在马六甲演出“精诚爱国”为题材的闽剧《楚云脱靴》，为中国福建难民演剧筹赈（编辑部1938b:15）。同年8月28日和29日，“金宝春剧班”在吉兰丹华英影戏院演出《路遥知马力》，为吉兰丹中华学校筹募建筑新教室，共筹得一千七百余元（编辑部1938c:16）。1939年，“玉麒麟班”在星加坡快乐世界公演《陈三五娘》，为“星华筹赈会”主办之快乐世界第三次游艺会助赈（编辑部1939:6）。1940年4月13日，“金宝春福建班”在霹雳金宝也为当地筹赈会演剧筹赈（编辑部1940:5）。

1941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逐渐燃烧到马来亚之前，马来亚侨民从“抗日援华”转向“抗日卫马”的呼声，各地的闽剧剧员在马来亚展开援助英军、纪念国父孙中山忌日等演剧筹赈活动。其中，由张良英领导的“金雀男女福建班”四十余名剧员，于2月间在柔佛峇株巴辖苏丹那街演出闽剧《三娇美人图》和《秦世美》，为援英和救济难民演剧筹赈（编辑部1941:15）（星洲日报编辑部1941:14）。同年，还有“福建金宝春剧团”为国父忌日举行义演（编辑部1941a:14）；“福建金雀班”在“四四儿童节”优待儿童免费观剧和为筹赈会演剧助赈（编辑部1941b:15）；“玉麒麟班”为星华筹赈会福帮第一组演剧筹赈（编辑部1941c:10）；“福建九甲班”为星华筹赈会主办的援英游艺大会演剧筹赈（编辑部1941c:6）等等。

二、英殖民地政府逮捕剧员

（一）对剧员身分高度关注

剧员在马来亚，曾经一度被称为“志士”，不少革命志士应用演剧在马来亚作为反殖、反帝的革命宣传。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吉隆坡尊孔学校校长宋森，推动了“尊孔校友会”成立和公演白话戏《劝用国货》和《爱国英雄》。该剧是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而编写，具有显著的反抗帝国主义的色彩，引起社会关注，并挑动了英殖民地政府的敏感神经。宋森领导马来亚华侨抵制日货，结果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和拘禁三个多月后，判驱逐出境。

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对待手无寸铁的演剧人员所实施的镇压行动，从不手软。官员们早已经知道，一些华侨演戏并非单纯兴趣和娱乐，而是应用演剧作为宣传的武器。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件’之后，中国全面对日本发起抗日战争。在马来亚，不管是由学校、血缘性组织、地缘性组织、文娱组织、工会、商会、业余单位等组织的马华剧团，皆全力响应马来亚筹赈会的号召，公演救亡戏剧援助中国抗战，发挥爱国的情操。”（沈国明2019:76）与此同时，“马来亚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国祖国生死存亡的动荡时局，将爱国华侨的热血纷纷唤起，话剧成功动员了广大华侨的爱国心和凝聚力。”（沈国明2019a:35）因此，马来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救亡戏剧运动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同时也为中国筹获巨额对侵略者展开战斗。

战前活跃的马华话剧组织，至少有696个演出单位（沈国明2019:77）。 1938年下半年，英国在远东开始执行其“现实外交”，采取绥靖政策，马华剧运的处境渐感困难（方修10）。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各地筹赈救亡工作受到全面限制，戏剧活动也不例外。但是，1939年至1940年，马来亚的罢工热潮一波接一波，打击了英殖民政府和大资本家对工人无理的剥削。1940年轰动全马来亚的“五一”大游行，显示了全马人民的力量，其中，演剧作为宣传、号召和鼓动侨民聚集，成功发挥有效的作用。此时，英殖民政府对限制与镇压剧团剧人的活动更加坚定，未领批申的禁止演出，严禁街头表演话剧，甚至在全国对激进的演剧人员进行逮捕、驱逐出境和取消剧团的社团注册。期间被注销的马华剧团就包括了星加坡吾吾话剧社、星洲业余话剧社、星洲大众话剧社和怡保新生话剧社。

（二）台湾人身分的戏班班主被“淋乌油”

当英殖民地政府未向台湾人“动手”之前，马来亚一些情绪激昂的华侨，已经因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人或台湾人展开了一系列报复行动。

马来亚之柔佛麻坡，这弹丸小镇聚集了许多爱国的有志之士，众多华侨热烈与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筹赈活动，被誉为“筹赈模范区”。当地华侨对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仇恨情绪，是随着日本军队对中国大陆肆无忌惮的炮火进攻，以及对中国人民展开无人道的大屠杀而逐步向上升华，侨民甚至对来自“台湾戏”剧团班主、日本人和台湾人“淋乌油”，作为情绪上的发泄。

根据何克忠在《香妃城话旧》文中指出：“麻华对一切日台人，却的确一律予以严密监视，即所有外来生熟客也予特别戒心，经常有人跟踪，盖恐他们反宣传。曾有一次，一个台人组织的戏团来麻，调查科也一样予以抵制，并且还淋他乌油，后来那个团主，便函筹赈会自动报效义演，结果筹赈会接受他的要求，但他的营业并不因此好转，最后走时，还须向人借盘费，该团离麻后，曾到实廊一带表演，也一样遭到淋乌油的制裁，那位团主便从此销声匿迹……”（何克忠69）

马来亚华侨为了肃清汉奸，对台湾人作为日本籍的政治身分特别注意。根据1938年的统计，已经有六百多家商店遭涂乌油或丢臭蛋，25人被割掉耳朵、30人遭暗杀。当时也产生零星骚扰日本学童，殴击日本侨民的事件（Yoji Akashi 12）。

在马来亚北部的乔治市，侨民对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仇恨情绪更加高昂，所采取的行动更加激进。“谢清祥先生说，在30年代末期，台湾的剧团到乔治市的大观园演出之时，抗日分子曾在演出现场抛掷手榴弹，以泄心头之愤！”（杜忠全68）

英殖民地政府对于日本人和台湾人，都特别留意他们平时的行动，包括个人的一切行动须由各警局登记姓名和住址。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军队从马来亚东海岸的吉兰丹登陆展开侵略行动，英殖民地政府马上视所有日本人和台湾人为敌人，迅速动员全马执法单位展开逮捕。从被捕的台湾人身分来调查，发现“被拘者以‘台湾戏’男女剧员为多，其余医生，职业界亦有……”（编辑部1946：2）。

被捕的“台湾戏”男女剧员，究竟有多少人？根据台湾锺淑敏老师的调查（锺淑敏2017：8），从马来亚、缅甸等地被捕的一百八十多名台湾人，高达半数是“演艺人员”，也就是约90名被捕者是来自台湾。被捕者中，包括曾参与“丹凤社”和“玉麒麟班”的歌仔戏乐师王银河（陈耕、曾学文102）。

除此之外，根据昭南特别市调编《马来ビルマ及印度在留邦人被抑留者名簿》和《インドワラ通信》做成的名单，与戏班有关的职业身分，如“兴行团主”、“兴行师”、“兴行员”、“音乐师”和“俳优”。被捕者名单中，“兴行团主”有王接基；“兴行师”有林阿昌；“兴行员”有林珍义、林元、翁福、陈春生、郑阿柑；“音乐师”有王有财、张进财、叶来成；“俳优”有王清波、朱温联、李进发、林正国、林重坤、林德旺、林清龙、陈生、陈新发、郭德旺、曾炎金、黄福海、黄再田、杨贤、蔡金石、郑五美和简万发（锺淑敏2020:424-430）。

三、俘虏者何去何从？

1941年12月，“台湾戏”男女剧员近百人在马来亚被英殖民地政府逮捕后，与不同职业身分的台湾人，一同囚禁在槟城监狱、星加坡漳宜监狱和四排埔监狱等地，准备按照计划遣往印度。

由于日本军队从马来亚北部开始展开侵略，加上英殖民地政府的错误判断，结果英军节节败退，日军迅速地攻下了槟城。因此，被囚禁在槟城监狱的台湾人，很快地获得日军的援救和重获自由；而被囚禁在马来亚最南端星加坡的台湾人，英殖民地政府则来得及在日本全面占领马来亚之前，将被捕者全数遣送到印度。

根据《南洋商报》1946年6月6日的报导（编辑部1946a：2），一名被俘虏的台湾人，从被遣送去印度到返回马来亚4年的经历，提供了笔者了解这段历程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遣送印度

战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日本军队的炮火从马来亚北方不断地往南方逼近，应用飞机炮弹不断地轰炸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军队奋起作战，马来亚人民也被迫行动和武装起来，展开“抗日卫马”行动来保卫马来亚。

当战火在马来亚燃烧得惨烈的时刻，英殖民地政府将俘虏的台湾人、日本人、琉球人约一千多人，从各地的俘虏营押送到星加坡军港后，乘搭轮船向西航行。为了避开太平洋的战火，躲避日本军队的袭击，轮船行驶14天才抵达印度的望眉埠。当天夜晚，英政府将这批俘虏者送搭乘火车，三天三夜后才抵达依礼古城。

为了安置这批人数众多的俘虏者，英政府在距离依礼古城70英里之外的地方建设集中营，名为“拉里士集中营”。在“拉里士集中营”未完成前，一千多名被俘者则在依礼古城的旷地搭建帐篷生活。等待了1年又2个月，所有的俘虏者才集体迁入“拉里士集中营”。

“集中营建筑殊为严密，规模甚大，在万里无垠之平野间，占地数十英亩，周围建立铁栅，中间构造砂石平屋数十行，分为数十驿，各驿之间另隔以铁线网。”（编辑部1946a：2）自此，这批“台湾戏”演剧人员与远方的亲人断了联系。

（二）集体生活

被俘虏的“台湾戏”演剧人员被送到“拉里士集中营”之后，首先，聆听英军宣读国际俘虏条约，便开始与其他所有不同职业身分的台湾人、日本人、琉球人等一千多人，依照条约过着新的集体生活。

由于俘虏者人数众多，管理当局为了方便治理，采用60人同住一驿的方式进行人数分配，结果，集中营至少设有17个驿，让一千多名俘虏者在营里生活四年。驿中的设备齐全，满足了俘虏者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虽然，所有俘虏者在集中营是过着集体生活的方式，但管理当局为了解决不必要的麻烦，也将来自不同国籍、不同地区的俘虏者进行分类。其中，台湾人同属来自一个地区，就集中在一起生活了。在集中营里，除了来自台湾、日本、琉球和朝鲜的俘虏者，也有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宿舍管理局对俘虏者的住所分配具人性化，分为家族成员和独身者，一间宿舍安排四个人居住。其中，一对夫妇若有儿女，还可以向当局要求选择另一室居住。

“拉里士集中营”的所有俘虏者，可以从管理局分配到指定的田地耕种。农耕器具和种子由政府提供，日常用品和粮食也由英国政府供应。日本政府也会从远东寄送慰劳品到集中营，再由管理局负责将慰劳品公平派给来自不同地区的俘虏者。

（三）生活无忧

印度“拉里士集中营”的俘虏者，犹如离开硝烟的战火，来到相对较安全的地方生活。在集中营生活四年期间，“未有劳役之苦，生活极感安逸，在深山旷野中，如同避难晋人，身入桃源，与外隔绝……”（编辑部1946a：2）

集中营内设有宿舍之外，也有医院和运动场。当营内的人员生病了，可以到医院免费看病获得治疗，医院内的药品充足，医疗设备完善，同时还有台湾人受聘担任医生，解决了台湾人语言上的沟通问题；营员可以在运动场自由散步和健身，也可安排到野外郊游，甚至在各驿轮流播放电影供俘虏者观赏，生活真的无忧无虑。

俘虏者在营内，可获得管理当局每个月发放零用钱16盾，其中，“闻讯日本负责12盾，英国4盾，小孩英方减发2盾”（编辑部1946a：2）。同时，俘虏者每年还收到英国政府发放两次的衣服费，包括夏季发放25盾，冬季则发放50盾。

俘虏者在营内的生活安定，很少发生打斗事件，负责看管俘虏者的印度人，对台湾人的态度也恭恭敬敬，不敢藐视。值得一提的是，俘虏者可以在集中营内跟意中人谈恋爱、结婚和生小孩。至于结婚生子的申请手续如何？ “结婚时只向俘虏营管理登记，即指定房屋夫妇同居，孩子产下时，报告后立可获到14盾之逐月费用。”（编辑部1946a：2）

此外，“拉里士集中营”也发行“纸币”。这种“纸币”与印度境内的货币不同，它只能在营内作为俘虏者购买生活物品使用，离开集中营后，“纸币”自然就成为了废纸。因此，“拉里士集中营”设有当地印度人经营售卖小商品，让来自各地的俘虏者满足生活上的需要。

（四）返回马来亚

印度“拉里士集中营”的所有俘虏者，4年间与世隔绝，完全无法接收到营外的最新信息。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并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中营的所有俘虏者便从印度送返东南亚，所有俘虏者才知道日本战败的消息。战后，南洋各地的所有台湾人，被集中送到星加坡的武吉知马俘虏营，人数可高达2000人（编辑部1946：2）。

台湾人返回马来亚之后，生活不如在印度的集中营般无忧无虑，他们开始面临新的烦恼。有的台湾人因为日本战败而失去依托，需要向俘虏营请求收容；有的台湾人期待返回台湾，但必须经过个人审查确认没有任何罪状，才可以等待分批遣返原籍地，一旦发现罪状或被民众控告，将被拘捕带到警局审问和判刑；有的台湾人回不了原籍地，则可能继续留在马来亚生活。

台湾人在武吉知马俘虏营的待遇比起日本人的待遇佳，允许家属或亲友每星期一次前来营中探访。台湾人在营内没有被派去当艰苦的劳动力，仅分配种植蔬菜，工作轻松，住宿条件也不差。

根据《南洋商报》报导（编辑部1946：2），1946年上半年，台湾人从马来亚遣返原籍地的人数，首批达九百余人，第二批达八百余人，其余二百余人则在下半年陆续遣返。

结语、身分是祸？

1941年，台湾人在马来亚被英殖民地政府拘捕的主要因素，是剧员的身分？还是日籍的身分？显然，台湾人参与马来亚华侨筹赈会所上演的戏剧，其演出内容不至于触动英殖民政府的神经。英殖民政府逮捕台湾人，主因是在于台湾人的“日籍身分”。

根据何克忠在《香妃城话旧》文中阐述，侥幸没被英殖民政府逮捕的台湾人王太原，战前就是领导剧团在马来亚各地巡演。马来亚沦陷后，王太原还在马六甲宪兵部任职。“他（王太原）还道出真言说他曾经毕业过东京间谍学校，那次南来演戏，实际上是干着间谍工作……”（何克忠69）。因此，当日本帝国展开侵略英属马来亚之后，英殖民政府立即在马来亚全境进行逮捕“日籍身分”的台湾人，是有道理的。那些没有参与政治工作而被逮捕的台湾人，其遭遇显然是不幸的！

来自台湾的演剧人员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身分，也没有能力向命运之神抵抗。在时局底下，当权者有权利赋予个体任何“身分”。从“台湾戏”演剧人员被逮捕事件始末观察：当台湾被日本占领，台湾人的政治身分成为“日籍”；来自台湾的演剧人员在马来亚抗日浪潮中演出，台湾人自然被一部分马来亚华侨怀疑为“间谍身分”；当日本侵占马来亚，英殖民政府视台湾人为敌人，对他们展开大逮捕。“台湾戏”演剧人员中，必然有一些剧员没有涉及政治工作，而是“被祸害”和“被株连”。无论如何，这批来自台湾的“台湾戏”演剧人员，安全地被带到印度的集中营后，避开了战火且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似乎又是“幸运”的一群。结果，他们既先是“祸”，后又是“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殖民台湾，并将台湾隶属为日本的地理版图，但是，有不少海外侨民认清日本帝国才是真正的恶魔，深信台湾人民是被日本欺凌与奴役的民族。

首先，1931年，日本用炮火进攻沈阳侵略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后，马来亚华侨曾展开一系列的抗日行动。但是，对于来自台湾的“台湾戏”演剧人员在马来亚演出，并没有带来太大的仇恨。“台湾戏”剧团的台前幕后人员，基本上与马来亚的华侨血统相同、肤色相近，与福建籍侨民在语言上也没有太大的障碍，因此，对一般马来亚侨民而言，“台湾戏”演剧人员的身分虽不容易辨别，但即使认清了，也不至于对台湾人的身分轻视或展开报复行动。

其次，马来亚华侨相信台湾人仍然爱护中华传统文化。二次大战前，凡拥有中国血统的海外华人，皆拥有“中国国籍”，且被称呼为“华侨”。1895年，中国清朝政府因甲午战争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治理下的台湾人民，顿时从中国满清人身分转换为“日籍”的政治身分。然而，大部分台湾人传承古老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演出传统的地方戏曲。从“台湾戏”剧团向海外发展观察，“台湾戏”剧员普遍上不愿意放弃汉文化，也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远赴马来亚演剧，就能窥探当时的台湾人，拥戴传统中华文化不愿意脱掉古装戏服，坚持保留汉族的文化身分。

第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北马文化俱乐部”于1938年演出哑剧《钢镖》（编辑部1938d：14），表现了马来亚侨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对台湾人民则表现出怜悯。《钢镖》一剧，安排不同演员饰演中国、日本、台湾、琉球和朝鲜等亚洲地区，以拟人的方式表现日本帝国欺凌中国、台湾、琉球、朝鲜等弱小民族。其中一幕，揭示“中国”被“日本”用铁链捆绑，象征着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结果，“中国”挣扎到最后挣脱了铁链的束缚，联合“台湾”“琉球”“朝鲜”等弱小者，共同打倒邪恶的“日本”恶魔。《钢镖》演出后不久，槟城锺灵学校一群20岁左右的少年，也以此相似的内容演出《强盗》（编辑部1938e：15），获得观众的热烈回响。随后，《强盗》的剧员，还组织了“槟城锺灵学生流动剧团”，于1938年7月1日至16日，历经半个月到霹雳州巡演，地点包括和丰、打巴、呷吗班让、怡保、卓亚冷、美罗、地摩、新路等十余个地方。《强盗》演完后，演员们呼吁观众起立唱中华民国的国歌，表达效忠中国祖国，团结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傅雁15）。

第四，战时，一些台湾人没有成功被英殖民政府逮捕的，他们留在马来亚继续生活。因能通晓汉语和日语，结果，有些剧员在马来亚日据时期被征召到宪兵部任职。其中，台湾人艺员老李，曾被日本军官招募担任警监。值得一提的是，老李不但没有欺凌马来亚华侨，反而见义勇为，从日军手中救了不少无辜的平民（李永球18）。

无论如何，二战前大部分马来亚华侨，相信台湾人与亚洲各地民族站在同一个抗日阵线，反对日本帝国的侵略。台湾人因时局的关系被赋予日籍的政治身分，海外华侨仍然相信：台湾人是被日本帝国欺压的弱小民族，他们是爱好和平的一群。

附：

（A）征引文献：

Yoji Akashi（2004）。<The Nanyang Chinese Salvation Movement1937-1941>，引自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页12。

何克忠（1987）。《香妃城话旧》（马来西亚：南马文艺研究会），页69。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编（1995）。《歌仔戏资料汇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页86，133，162。

方修编著（2002）。《马华新文学大系（九）》（1919-1942）剧运特辑二集（香港世界出版社），页10。

星洲日报编辑部（1941）。〈金雀班在峇，订期义演〉。《星洲日报》，26 Feb.:14。

杜忠全（2018）。《老槟城·老生活2：老槟城的娱乐风华》（马来西亚：崧烨文化），页68。

杨建成主编（1986）。《英属马来亚华侨》（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页3。

沈国明（2019）。《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马华话剧的身分转换研究》（马来西亚：心向太阳剧坊），页76，77。

沈国明（2019a）。《马来西亚华文话剧简史》（马来西亚：心向太阳剧坊），页35。

汤熙勇（2017）。〈战后初期旅外台湾人的返乡〉，《台湾学通讯102》（台北：台湾国立图书馆），页5-7。

特约通讯员谠(1933) 。〈霹雳福建会馆成立闽侨分会后，得凤凰男女歌剧团报效出演筹款〉。《南洋商报.南国情报》，23 Feb.:9。

编辑部（1938）。〈金玉莲班，假座快乐世界开幕〉。《南洋商报》，6 Jan.:5。

编辑部（1938a）。〈闽剧新玉莲团开幕筹赈〉。《南洋商报》，24 March:30。

编辑部（1938b）。〈福建梅兰剧社在甲筹赈〉。《南洋商报》，24 Jun.:15。

编辑部（1938c）。〈吉兰丹中华学校演剧筹款〉。《南洋商报.南洋要闻三》，5 Sept.:16。

编辑部 (1938d)〈粉墨登场为难民请命〉。《南洋商报．南洋要闻一》，28 Jun.，14。

编辑部 (1938e)〈霹雳筹赈会假银禧园游艺救灾〉。《南洋商报．南洋要闻二》，11 July，15。

编辑部（1939）。〈快乐世界第三次游艺会，昨晚观众更拥挤〉。《南洋商报.星期刊》，3 Dec:6。

编辑部（1941）。〈金雀剧班在峇演出>。《南洋商报》，26 Feb.:15。

编辑部（1941a）。〈巴生岑业良胶厂，厂东职工汇缴义捐〉。《南洋商报.南洋》，10 March:14。

编辑部（1941b）。〈福建金雀剧班，在文律埠义演助赈〉。《南洋商报.南洋》，17 April:15。

编辑部（1941c）。〈新世界各台，表演剧目〉。《南洋商报.本埠》，26 Sept.:6。

编辑部（1946）。〈战争暴发之顷，遣印台俘已返星〉。《南洋商报》，1 Jun.：2。

编辑部（1946a）。〈台俘在印集中营〉。《南洋商报》，6 Jun.:2。

胡一声（1991）。〈华侨出国的原因〉收录于刘寒、锺紫主编。《胡一声传略》（广州：暨南大学），页235。

蓝适齐（2017）.〈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台籍战犯〉，《台湾学通讯100》（台北：台湾国立图书馆），页25。

锺淑敏（2017）。〈望向南方新天地，日治时期的南洋移民〉，《台湾学通讯100》（台北：台湾国立图书馆），页8。

锺淑敏（2020）。《日治时期在南洋的台湾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页424-430。

陈耕、曾学文（1995）。《百年坎坷歌仔戏》（中国：幼狮文化事业股分有限公司），页102。

高哥（1938）。〈戏剧运动今后的进路〉。《南洋商报.戏剧周刊》，8 April:23。

杨馥菱（2002）。《歌仔戏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页93。

潘醒农（1950）。《马来亚潮侨通鉴》（马来亚：南岛出版社印行），页37。

傅雁(1938)〈钟中学生流动话剧团在和丰〉 。《槟城新报》，19 July，15。

李永球（2006）〈日本手：太平日据三年八个月〉（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A）史料参考: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南洋商报》第二版报导：“……动员全坡警探，分途拘捕台侨，被拘者以台湾戏男女剧员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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