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假税洗钱表罪不成立 沙菲宜当庭释放

他被控没有申报于2013年9月13日获得的430万令吉收入，以及于2014年2月17日获得的520万令吉收入，均来自纳吉的2张大马银行伊斯兰银行支票。

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被告必须申报自己所得，基于上述2项控罪，他因而抵触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 (1）(a）条文；一旦定罪，最高可监禁15年，以及罚款不少过非法收益金额的5倍或500万令吉，视何者为高。

本案在2021年5月21日开审，控方于今年年5月12日结束举证阶段，共传召8名控方证人出庭供证。

主控官：是否上诉等总检长指示

本案主控官阿夫再尼占副检察司在法庭下判后，在庭外接受媒体的追访时指出，控方目前还未决定是否提出上诉，需要等待总检察长的指示。

沙菲宜在庭外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感谢律师团队，包括哈德威吉星、法汉列德和莫哈末法汉等人，让此案得以解决，同时希望此案到此结束，不会有进一步延伸到上诉庭。

沙菲宜：洛曼暂缓刑罚仍可竞选

另一方面，也是巫统前最高理事拿督洛曼阿当代表律师沙菲宜表示，尽管上诉庭驳回洛曼阿当的上诉，即藐视法庭的罪名成立，但法庭已批准暂缓执行刑罚，因此洛曼阿当有资格在本届大选参与竞选。

他说，虽然洛曼阿当对上诉庭驳回其上诉感到失望，但法庭已批准暂缓执行刑罚，这意味着其当事人还未被定罪或须服刑一个月。

“这一点很重要，洛曼阿当没被定罪，因此他获允在法律下成为选举候选人，我想澄清的是，如果他选择想上阵成为候选人，是有资格参与选举。”

吉隆坡高庭法官拿督科林劳伦斯是在去年7月15日宣判洛曼阿当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处洛曼阿当坐牢1个月。洛曼阿当针对高庭的判决提出上诉，高庭允暂缓执行刑罚以等待上诉。控方当时也因不满刑罚过轻，而提出上诉，以提高洛曼阿当的刑期。

法官：没证明涉上游犯罪

法官莫哈末加米尔在宣读简短判词时说，从控方在举证阶段中出示的证据，没有直接表明被告犯下上游犯罪（Kesalahan Predikat）的行为。

他说，控方必须举证证明被告通过纳吉的支票收到950万令吉，第二是被告所收取的款项是来自非法活动，第三是被告知晓或有理由相信950万令吉是非法活动的收益。

他说，为了证明被告收到的款项是非法活动的收益，控方必须证明非法活动的行为，即有关钱财是否从上游犯罪中获得。

“从控方出示的证据中，我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存在上游犯罪的行为，以及有关款项是从上游犯罪那里获得的。”

“控方证人指不属非法活动收益”

他说，反之控方第8名证人莫哈末法里（反贪会查案官）在交叉盘问中证实，被告通过纳吉支票收取的950万令吉，没有显示任何非法活动，以及被告收取的950万令吉，并不是非法活动的收益。

他说，基于控方未能成功证明罪行中的主要元素，即上游犯罪的存在，因此认为950万令吉不可能是来自非法活动的收益。

法官认为，收款日期也很重要，以确定950万令吉是来自非法活动的收益，因为洗钱行为与非法活动收益有关，属于一种后发性上游犯罪（Post Predikat）。

他说，控方必须出示证据显示，在2013年9月13日和2014年2月17日（收款日期）之前或当日，被告已经犯下一项上游犯罪的行为，并从该行为中获得950万令吉。

“主控官在陈词中主张，被告是在所得税法令第112条文和第113条下犯下上游犯罪，以及430万和520万令吉是非法活动收益的论点，这并不能接受。”

他说，这是因为控方的陈词中，主张被告是在收款日期之后，才犯下上游犯罪的行为。

他表示，控方这番论点有悖上级法庭就洗钱罪所决定的法律原则，即洗钱是一个与非法活动收益有关的后发性上游犯罪行为。

控方论点与控方证人证词矛盾

他说，控方此论点也与第8名控方证人的证词相矛盾，因此法庭认为控方未能成功证明被告收到的款项是非法活动的收益。

他也说，根据所得税法法令第112条文和第113条文下所犯罪行，并不是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 (1）(a）条文下的洗钱罪行，两者是无关的。

他认为，基于控方未能证明被告直接参与有关950万令吉的非法交易，因此认为控方未能成功证明被告的表面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