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豪.学运，今天还适合吗

因此，学生在社会的地位，仅次于“士”，或者scholar。教育不普及的年代，学生的思维被普罗大众认为是知识的象征，是智慧的代表。

马来西亚独立至今，我们祖辈的教育程度不高。在五六十年代，马来亚（马来西亚）人口几百万，但只有一所大学，即马来亚大学。我们父辈能念完中学，已经是社会上的佼佼者。

那个时候，如果大学生号召一些运动，会比较容易牵动全民，尤其是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抵制社会一些行为。

但是，在很多民主国家，学运已经变成普遍，并且失去其价值了。

我在英国留学时，爆发了对抗政府调高大学学费的学运示威，还是留学生的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发觉，虽然参与人数多，占领了大学，但其效应不是很高。

毕竟，英国人对示威抗议已经不新鲜了。煤矿工示威罢工、地铁员工示威罢工、挺巴勒斯坦示威，学生运动，只沦落为众多运动的其中之一。

任何运动，无非是要引领大家推翻一个政权，换上一个赞同理念的政府。但是民主国家，太容易政权更替了。无需枪杆大炮、无需流血，只要大选投票即可。

学运在当代社会还合不合适？这取决于人民普遍上的教育程度，以及运动和社会的连接程度。

有些学运要求的事物，是当权者或者社会无法给予的，1959年10月10日，新加坡亲共产党的几千名华校生发起了学运，组织了示威，后来升级为暴动，支持他们的新加坡农民学会也放火烧了一所英校。但是新加坡当时普遍上是反共，在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之间，他们比较倾向英文教育，因此无法对新加坡造成思想上的影响。

如果社会上的人士都受过大学教育，在籍生在他们心中只不过是“小屁孩、熊孩子”，“不知社会如何操作”。就好像如果一般中学生发起学运，要求政府强制父母给予每天50令吉的零用钱，你也会一笑置之。

如果学运和政治挂上了钩，被政党所领导，那么这个学运只能说是变了质，成为政党的大学分会。政治色彩的浓厚，意味着学运很容易被政敌标榜，在做出政治攻击时，一样把这些学生当成政治对手。

很多马来西亚政治人物早期都是学运出身，如安华曾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组织（ABIM）的领袖；公正党的拉菲兹和聂纳兹米、巫统的宣传主任兼青年团副团长沙里尔，也是英国留学生学会（UKEC）的前会长，是我的前辈。

我相信，随着马来西亚教育程度和民主制度提升，学生们的看法不再是唯一能够主宰社会的思想，而只是众多政治思维的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