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豪.學運，今天還適合嗎

因此，學生在社會的地位，僅次於“士”，或者scholar。教育不普及的年代，學生的思維被普羅大眾認為是知識的象徵，是智慧的代表。

馬來西亞獨立至今，我們祖輩的教育程度不高。在五六十年代，馬來亞（馬來西亞）人口幾百萬，但只有一所大學，即馬來亞大學。我們父輩能唸完中學，已經是社會上的佼佼者。

那個時候，如果大學生號召一些運動，會比較容易牽動全民，尤其是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抵制社會一些行為。

但是，在很多民主國家，學運已經變成普遍，並且失去其價值了。

我在英國留學時，爆發了對抗政府調高大學學費的學運示威，還是留學生的我沒有參與。但是我發覺，雖然參與人數多，佔領了大學，但其效應不是很高。

畢竟，英國人對示威抗議已經不新鮮了。煤礦工示威罷工、地鐵員工示威罷工、挺巴勒斯坦示威，學生運動，只淪落為眾多運動的其中之一。

任何運動，無非是要引領大家推翻一個政權，換上一個贊同理念的政府。但是民主國家，太容易政權更替了。無需槍桿大炮、無需流血，只要大選投票即可。

學運在當代社會還合不合適？這取決於人民普遍上的教育程度，以及運動和社會的連接程度。

有些學運要求的事物，是當權者或者社會無法給予的，1959年10月10日，新加坡親共產黨的幾千名華校生髮起了學運，組織了示威，後來升級為暴動，支持他們的新加坡農民學會也放火燒了一所英校。但是新加坡當時普遍上是反共，在英文教育和華文教育之間，他們比較傾向英文教育，因此無法對新加坡造成思想上的影響。

如果社會上的人士都受過大學教育，在籍生在他們心中只不過是“小屁孩、熊孩子”，“不知社會如何操作”。就好像如果一般中學生髮起學運，要求政府強制父母給予每天50令吉的零用錢，你也會一笑置之。

如果學運和政治掛上了鉤，被政黨所領導，那麼這個學運只能說是變了質，成為政黨的大學分會。政治色彩的濃厚，意味著學運很容易被政敵標榜，在做出政治攻擊時，一樣把這些學生當成政治對手。

很多馬來西亞政治人物早期都是學運出身，如安華曾是馬來西亞伊斯蘭青年組織（ABIM）的領袖；公正黨的拉菲茲和聶納茲米、巫統的宣傳主任兼青年團副團長沙里爾，也是英國留學生學會（UKEC）的前會長，是我的前輩。

我相信，隨著馬來西亞教育程度和民主制度提升，學生們的看法不再是唯一能夠主宰社會的思想，而只是眾多政治思維的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