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詩人”廖偉棠的身分與認同
9月花蹤，新加坡、中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等華文世界的作家紛紛赴會。如此區分地域，在文學上有其意義——不同的社會環境孕育出不同的文字表現，形成不同風格。然而，地域一旦被政治化，勢必產生不必要的意義，例如必須嚴正表述的“中國”港臺藝人。
問遠道而來的廖偉棠，“香港詩人”代表什麼身分認同？他的身分和認同都是“詩人”；“香港”較像義氣相挺的冠名舉動，但不代表就把自己歸列在出生地中國，或現居地臺灣。他不是地方主義者，沒有強烈的族群認同，更是無政府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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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詩人，詩人捍衛的是語言，語言才是他的護照。
詩是我的神，我的世界因而更幸福、豐富
“我相信的神就是詩，詩就是我的神。”這位戴著畫家帽的詩人說，“我的很多困境，精神上的掙扎痛苦，詩都會給我答案。”談到詩，談的是廖偉棠信仰、身分和認同，詩也幫他開創很多思維的可能。
他相信寫詩，或成為任何一門藝術的純熟運用者，會得到無上的快樂，不會覺得累、困難或痛苦。一如他寫詩，不管發表與否，其實不會換來什麼很大的現實利益，“可是寫作的過程已經報償了我為它付出的所有東西了。”
廖偉棠很滿足自己是一個詩人，就算沒有成名或出版詩集，也不曾覺得懷才不遇。“因為你寫出來了就是一種‘遇’，不是非要現實認同才是一種‘遇’。”一位得獎連連的國際作家在花蹤文學獎頒獎禮隔天說這番話，不免讓人覺得“凡爾賽*”。（*注：網絡用語，指低調地炫耀。）
他微微一笑，似乎自知說服力不足，卻還是非常認真想要分享文學帶給他的一切。“寫詩和不寫詩的你已經很不一樣了。”一個擁有文學的人跟一個普通人看的世界多麼不同，“你已經很幸福了，因為你看到的世界更豐富，更繽紛。”
我是一個使用華語的詩人
冠在詩人前面的是地域“香港”。廖偉棠開門見山，很後來才說自己是“香港詩人”。他是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地球不應區分國家、政府，本來都不說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人或臺灣人。“我只會說我是一個使用華語的詩人。”詩人的職責是捍衛他的語言，賦予生命力，語言才是他最重要的身分與認同。
2018年，廖偉棠與同是作家的太太曹疏影帶著一對兒女移民臺灣。2019年香港發生歷時超過半年反修例運動，到2020年7月國安法終結。“但我已經離開了，我能跟她共患難的方式就是寫作。”於是他開始自稱“香港詩人”，覺得餘生可能都會為香港寫作。那感覺就是一個好朋友受難了，他想要站在旁邊，是很樸素的情感。
提出身分認同、歸屬的問題，是因為一個人的認同通常建立於生活環境，但廖偉棠一生都在遷徙。1975年出生於廣東，在珠海上中學，廣州念大學，17歲移民香港，後來又到北京。差不多4年，他又忍不住回香港，再去意大利差不多待了一年。香港算是待得比較久的，直到2018年定居臺灣。
還以為沒有地方認同是因為隔絕環境影響，廖偉棠糾正是都接納，每到一處就投入吸收。“我不會偏愛一個地方，但我會愛上所有我逗留過的地方，我發現每個地方都有可愛之處。”
後來他才分享，受困擾的是女兒。訪問前幾天，女兒才打比喻探問，有沒有可能一個人出生在一個地方但很想要去另一個地方，那他應該愛這個地方還是那個地方？廖偉棠停了一會還沒回答，女兒便自白說的是自己。
“可以兩個地方都愛的，而且你還不只可以愛這兩個地方，你還可以愛更多地方，因為爸爸媽媽就是這樣子。”廖偉棠這麼回應6歲女孩兒的煩惱。不只他，太太出生哈爾濱，到過香港、意大利和臺灣，也是遷徙人生。
人是否要有歸屬，落葉要歸哪個根？廖偉棠說，目前沒在想，或許某天遇到身分危機，或老了才會思考。“但是我們也不排除將來可能回香港。我很早就說過不可能在一個地方超過10年，也有可能去另一個地方。去日本？”
把心目中的烏托邦寄託在文學上
無政府主義對人民的素質要求非常高，廖偉棠也知道目前還是烏托邦。會確立這種政治理念，源於中學時期的1989年六四事件，他讀了很多哲學和政治學書籍為思想找尋答案。他讀俄羅斯的巴枯寧、法國的布朗基，還有新左派的書，吸取“自由”的成分。但他也知道思想主義描述得越完美，實踐起來越可能發生錯誤。所以他在文學上實踐，有時也參與社會運動。
再談接納，得說從小生長的廣東。許多鄉民下南洋討生活後回來建房子，父親又是長途水手，從小廖偉棠接觸混雜廣東和南洋的文化，學會兼容幷包。閱讀又讓他開闊視野，例如讀蕭紅，讀北方的冰天雪地。
因為兼容，所以不會在意別人對他的“異鄉人排斥”。廖偉棠說起一些臺灣人對香港人的不理解，例如自覺好心收留，自我優越有民主有選票。“我說不是沒有，我們在爭取，有為這個奮鬥。”至於“中華膠”的絕對護強心態，對他更是起不了作用。
他接觸每一個文化首先接觸最優秀的事物，例如文學、藝術。至於任何文化都會遇到的差異，他也嘗試碰撞一下，“反正沒有關係的，因為很多偉大作品都不是在和諧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
文學越被打壓越蓬勃發展
剛過去的8月份，廖偉棠回港看看“好友”變得怎樣。他看在眼裡，留下來的人都想把香港努力做回以前那個美好的樣子，儘可能爭取空間，不要被小看。他想起中國的作家朋友，若他們在更惡劣的環境下都能堅持，香港作家想必也能。
“因為文學的運行邏輯很不一樣，跟經濟什麼是不太一樣的，有時越是打壓她會越蓬勃。”像是分析前方障礙，正面迎擊那樣，他理解不能暢所欲言，可能還會自我審查，“但這些都會成為你這個文學變得更強大的養分。”一個地區的文學經過歷練而強壯，否則會像溫室小花。所以有時他也提醒臺灣朋友，不要以為解嚴、民主之後，反抗任務就完成了，“你覺得現在一切都很好了的話，你們的文學反而會慢慢單薄起來。”
聽來，文學似乎揹負沉重使命。廖偉棠說，這個使命不是自己去找的，要躲也躲不掉。比如現在香港的作家，能夠風花雪月嗎？不可能的，因為有好多東西必須要面對，或者就發生在身邊。朋友一個個移民了，怎樣面對？都是很沉重的東西，不是擋了一關就能躲起來。“使命這種東西不是自封的，不是一個人很有使命感他就能獲得使命。”廖偉棠說，“使命真的是時代給予的。”
但他不想用“使命”這個詞，他有想做的事，想讓粵語文化透過詩讓更多人接受，尤其讓中國人能看到粵語的美，“這就是我的反攻，我個人的戰鬥。”他還寫大量關於港臺文化的評論，皆針對中國讀者而寫。他想讓他們看到香港不是宣傳中的樣子，“而且香港本身很強大，不要以為是一種母子關係，可能反過來也說不定。”他拋出一個思考，香港文化發展這麼久，又沒有像文革一樣的中斷期，各方各面都很成熟，誰哺育誰還說不定？
相信人性，相信啟蒙的力量
即便很多關鍵字在中國網絡上被屏障，他依舊不急不徐地寫。“讀者會會心。”他說，中國其實有很多很好的讀者，編輯也站在作者這邊，將內容想方設法“偷渡”進去。“被啟蒙的一代也想中國變好而不是變愚昧的話，他們就會有這種自覺、不自覺地靠攏啟蒙的努力。”
他視之為海外知識分子的責任，輸入一些啟蒙的內容，而他不會放棄努力。即便遇到很多小粉紅攻擊，他也不會因此覺得中國人都沒救了。“可能因為我小時候在中國吧，我就接觸過很多正常的中國人。”
就是好好的寫，書寫能夠釐清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再來釐清其他人、族群甚至是相對的人對世界的認識。那也是一種理解，不是心靈雞湯式的，而是一個人認識整個世界的結構後，才能誠實地說出來。
廖偉棠認為，這種“說出”的過程正是很多民族的必要過程，而華人近代史太慘烈，少了機會去整理自己的民族精神。“其實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喘息的時間，知識分子都會嘗試去整理民族精神。”他說，民國初年或80年代都曾有過這種努力，只是很快就被其他事務打斷，好比日本侵華、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之後的緊縮，都令很多機會錯過了，所以中國才會這個樣子。
廖偉棠相信人性，人性不用辯證，是人就能感受得到。他說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人偷聽鄧麗君，因為人在唱人的情感，力量是無敵的，禁也禁不掉。“那種強勁地用意識形態去洗腦，也許硬逼著洗了，還是會回潮的，因為你就是個人，你不是機器人。”
因為相信人性，所以樂觀。他連小粉紅、五毛都覺得可以改造，因為他們就是人，也有喜怒哀樂，也會談戀愛，也會經歷親人死亡等等。“只要這些人類基本的東西沒有毀滅，那人性的作品就會有它的力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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