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孤鳥／比電影更電影的《罪人》

木卡空間顏永禎製作、改編、導演的《罪人》改編自丹麥同名電影。

電影《罪人》是丹麥2018年的驚悚懸疑片。該片講述一名正在接受調查的警察被降至報警中心的接線崗位，當他接到一個疑似被綁架的女人的電話後，為了救她，他決定戰鬥到底。電影《罪人》堪稱一部電影單人劇，因為全片情節環繞主人公接線警察阿舍爾一人展開，全片鏡頭只展示一個地點：報警中心。阿舍爾和他的同事們在崗位上接線，然後根據自己對報警內容的判斷，給予報警者建議，或聯繫其它部門處理。這些其它部門，以及故事的其他主要人物：求救女人、女人的女兒、“綁架”她的丈夫、被阿舍爾指揮去調查案件的拍檔、其他報警的公眾，都一概以畫外音的方式來表現。

戲劇《罪人》，在內容上與電影一致，改編的重點一是“現形”電影中聲音演出的人物──眾多主要次要人物都出場了；二是增加人物（如男主角的女兒與岳父、多個報警群眾），所以就有男主角外，其他3位演員分飾19個角色的安排了。

電影改編戲劇是一個鏡頭藝術向舞臺藝術轉化的過程。本劇以四面臺作為舞臺設計，觀眾自由選擇席位環繞舞臺而坐，導演的目的是讓觀眾參加一種儀式：作為圍觀劇中事件的“觀眾”的“選擇”的體會──對應有意識或無意識、主動或被動地對“真相”做出的選擇。具體的舞臺設計是4條長凳子以兩個正反大寫L字疊放在舞臺中央，形成一種象徵兼具實用的戲劇空間：有時候是求救女人的家，或她被關起來的汽車後備箱，或她最後要自殺的橋上；環繞著這個空間的環形走廊才是報警中心的辦公室。看戲時注意到檢場人員在燈暗時出來調整凳子的擺放方向，在與導演的交流時得知：凳子反著放是要表現男主角的主觀想像場景，凳子正放才是事情的真相。這樣的舞臺設計的符號指代，雖然不算太複雜，但要觀眾馬上抓到導演的心思顯然也是困難的。因為設計的“能指”無法與觀眾的認知連接，也就無法從中收到符號的“所指”。

暗示中猜“真相”

編導偏愛符號、意象設置，來形成一種“意指作用”：除了舞美，劇中人物的名字或地名也是一種“能指”，例如男主角伊拉（陳立揚飾）是從拉丁文Ira音譯過來，意為憤怒、狄妃飾演的雪露（被“綁架”的女人）譯自Scelus，意為犯罪、報警中心叫瑞登休接警中心，譯自redemptio，原意為救贖……幾乎每一個名稱都暗藏“所指”，編導企圖通過這些“能指”，製造懸念與趣味，讓觀眾通過這些暗示去猜中“真相”，以獲得觀賞過程中的快感與滿足。但編導的期待恐怕要落空，因為這些能指過於隱晦與間接。作為一出華語戲劇，編導讓所有的名稱以華語譯名發音說出是對的，但這些譯名不管是聽或看都很難叫人聯想到它的拉丁文原意，除非觀眾看完戲後還去下載電子場刊對照人物名字，即便這樣也未必能達到編導期待的解碼目標，因為就算假設觀眾都懂英文，而拉丁文並不是英文。

《罪人》的語言處理還有一項是挺有趣的：劇中伊拉與妻子（許栩飾）、岳父（狄妃飾）交談時純用閩南語，這兩段閩南語的發音頗為純正動聽，讓人如沐春風，讓我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廈門語廣播劇的記憶中。但是這樣處理的意義何在呢？是為了彰顯語言之美嗎？這種美與戲劇主題的有機聯繫是什麼？帶著疑惑請教導演，答案令人吃驚：導演的意圖是想通過閩南語說明伊拉在家中的邊緣化地位──他只能遷就妻子和岳父，和他們說閩南語，閩南語在他們家就是強勢語言，而伊拉的處境不只是不能選擇語言，在家中也不被待見，要和女兒談電話也被妻子阻攔。但這個“包袱兒”設置顯然又是太厚，不易被觀眾一眼看懂。我覺得導演在語言處理上陷入的迷思不少，例如另一個報警電話，打進來一開口就說：“哎呀！我終於找到一個會說華語的了！”一下子叫人陷入五里霧中，我們剛才聽的是什麼語言來著？

演員“過足戲癮”

多角扮演是現代劇場常用手法。它突出了劇場特質，也能克服有限預算對製作的掣肘；對演員來說，一人分飾多角演出是一種表現機會。本劇3位演員分飾19個角色的安排，確實讓演員“過足戲癮”。而觀眾呢？觀眾當然也愛看一人多角表演，本劇演員也很稱職，原來素質就很高的老演員（陳立揚、狄妃），亮眼的新演員（許栩、許松根）。但過多群眾角色的安排、短促如走馬燈似地表演，讓觀眾目不暇給，乃至疲於奔命。所以問題出在過度臃腫的角色隊伍，過多的人物進出場燈光明暗，加上導演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節奏安排，以及大量氣氛凝重的音樂、聲效的渲染，戲劇像一列高速行駛停不下來的列車，讓觀眾也處於長時間的繃緊狀態，以致視覺與思維上極度疲累。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電影《罪人》堪稱一部電影單人劇”的觀感，正好對照戲劇《罪人》反而更像電影。因為除了一人多角、象徵性舞臺設計外，本劇無論表演、服裝、造型、道具都與電影並無二致。編導追求的是一種真實感、沉浸感、壓迫感，所以有時候比電影還電影。例如還原了電影只靠聲音來表現的人物與增加更多人物。編導忘了舞臺要跟電影比真實註定是吃虧的，同時劇場式表演混合電影的寫實表演也會帶來不適與困難。例如陳立揚的“環道移動”，讓他細微的表情變化，任何時候總有一部分觀眾看不到。陳立揚的“一鏡到底”（全時間在場）也讓他的表演顯得疲累與沉重。又例如許松根無實物騎摩托破壞了全劇的寫實風格，帶來一瞬的滑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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