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中音張吟晶，繞樑歌唱 人劇合一
馬來西亞籍香港頂尖青年女中音歌唱家張吟晶說，聲樂是一門要不斷讓自己進步的行業。除了歌劇，她也於音樂會或話劇中演出，沒有演出的時候，就會擔任聲樂老師，可以說她用了十幾年的時間與自己的聲音共處。然而，一種職業若持續做必會有各方面的提升，但對聲樂藝術家來說，持續的表演與教學其實也能說是某種程度的消耗——失去了純粹磨練技術的時間與機會。未來十年吧，她說，是時候專注追求藝術造詣，在這需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追求，卻無法真正做任何規劃的自由人藝術生涯中，保持自己對聲樂的如初熱愛。
報道：本刊 梁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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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受訪者提供
香港頂尖青年女中音歌唱家張吟晶（36歲）於2019年受邀於意大利Petruzzelli歌劇院演出《塞爾維亞理髮師》的羅西娜，近年也受香港管弦樂團、香港歌劇院、意大利Erasmus管弦樂團、新加坡歌劇院、巴赫合唱團等擔任獨唱。眉清目秀，說起話來聲音帶著磁性的她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沙巴人，畢業於沙巴崇正中學，從中學時期便熱愛聲樂。
後來，她選擇了到香港演藝學院升學，完成音樂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並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亞洲藝術推廣基金會（FAMA）獎學金及John Hosier Trust獎學金。但她也緩緩說起，自己的成長環境中並沒有古典樂，小時候因為住在沙巴，樂譜也需要通過郵寄才能獲得。在學院期間，有好多從小就聽歌劇長大的同學，但她極其清楚自己的熱愛——“這些都可以追。”
把歌劇放進體內
學音樂是一件孤獨的事。“有樂器的人能當作是自己和樂器的對話，我沒有樂器啊，所以就是和自己的對話”，張吟晶說。當年在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就讀期間，很大一部分時間都是關在一個小房間訓練，在那裡會遇到極多很有天分的人，當然天分也只是開始，要成功的話，付出的永遠要比別人更多。
從拿到音樂及樂譜，到足以上臺表演，除了要把譜像背書那樣熟記，“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感覺它已經在你的身體裡”，這個過程將近要半年。就像當年在音樂系，把自己關在小房間裡訓練的時光，在後來的歌劇生涯中，演出前把譜完全地植入自己體內也只能是一個人完成的事情。
半年間要做的練習是什麼？其中一樣是學語言。在一次演出之後，一位法國老伯伯找上她，說：“恭喜你！你的法文我全都聽得懂！”盛行於歐洲的歌劇，除了英語之外，也常有法語、德語等劇本，對張吟晶來說，即使現場只有一個人聽得懂，那也都值得。
舞臺上每一步都有原因
心情煩躁時，張吟晶說自己會選擇聽古典樂，尤其是巴洛克時期巴赫的音樂。她形容自己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人，在我看來也是“細膩”。歌唱類別眾多，能聽懂或喜愛古典歌劇的人相對少。然而，張吟晶始終選擇了歌劇的緣由為何？她如此說道：“可能我被古典樂感動過吧。”
在舞臺上，每移動一步都有它的原因。“往前走，也許是有些什麼吸引你，或者有些什麼在等你；往後退，可能意味著你想要離開這個地方。”她說道，舞臺上每個輕細的動作，恰似不以為然，但觀眾實則都看在眼裡。
於是，每個動作的鋪排，其實都蘊含著“動機”。
歌劇與歌唱的一步之遙，便是加入了角色。就在今年剛于吉隆坡歌劇院演出的《卡門》，張吟晶說自己與角色本身便是截然不同的人。她笑著說：“主角是一個遇事會與人打架的性格，是我的話一定會先走得遠遠的；她也是熱情的人，我就比較……慢熱、害羞。”
人就像液體，需要時可以很多變
於張吟晶而言，歌劇的有趣之處亦是可以扮演與自己性格不同的人，但這談何容易？人就像液體，需要時可以很多變，但沒有人可以完全與其他個體一模一樣。
在揣摩角色的過程中，其實也是自己、導演與指揮的三角拉扯。指揮在演奏時是舞臺的主導，導演在演奏開始之後便對臺上所發生的一切無從掌控，歌劇演員則是讓一切“發生”的人。這樣的三角關係，張吟晶很多時候身處其中。
然而，最好的狀態便是把角色談到“活”起來，彼此交流心目中對該人物的想法與預設。也只有演員本身肯定了這樣的角色，當演繹的動機來自自己，才有可能達到自然。
“曾有導演和我說，最好不是完全變成一個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她談起自己演繹男生角色的經驗，認為自己完全不理解男生在想什麼。可以做的，就是從個性中抽出比較趨近於男生的特質。
液體般的人，有那麼多正在流動的特質，張吟晶捉起那麼一兩個，輔以自己細膩且敏感的感受力，創造一個新的，屬於自己的人物。
歌劇裡的每個元素都在相互配合
除了扮演不同類型的角色，揣摩身為不同人的歷練與感悟，對張吟晶來說，演繹歌劇的當下讓她最喜歡的，便是感受到全場觀眾的氣息都跟著自己起伏。偌大的歌劇廳中，自己的歌聲引領著數百位觀眾的情緒，高潮迭起，像是洶湧不定的浪。
一場歌劇由什麼元素組成？首先是人——歌者、指揮、導演、群眾演員、樂手、舞蹈員，細至舞臺佈景、戲服、燈光……每一個元素都在相互協調與配合。
“有一次，我看到自己的服裝，咦怎麼這麼素的感覺，但燈光一打下來，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了，”她說。
一首3小時的歌劇，當中必經不同章節與情緒轉換，我問這樣的切換會難嗎？她想了想說：“音樂會幫你的，當你聽到音樂時就知道該怎麼做，當中一定會有過渡和鋪排。”
“音樂會幫你的”，她很肯定地說。但有些時候終歸要靠自己，比如把耳朵給打開。
張開耳朵，記住一種感覺
音樂與歌聲相互交織，一支浩大的管弦樂團所演奏出來的交響樂縈繞在歌劇廳，作為演唱者，亦是要把伴奏給聽進去，才能與之協和。但這不是一朝一夕便能達到的，張吟晶也自嘲說：“當年在學院一開始也會緊張，雙眼緊盯指揮，不太聽得進伴奏。後來慢慢學會用餘光看指揮，用心感受音樂，就會越來越自然了。”她更笑道：“別人問我為什麼在臺上不會緊張？我也是抖過來的！”
而關於氣息，這也是歌唱中最重要的一環。一個氣息用得好的演唱者，隨時都能引領現場數百觀眾情緒高低擺盪。歌劇演員站在臺前，彷彿毫不費力便能發出洪亮的聲音，我問她怎麼辦到的？她說：“我們不是要發出大的聲音，而是要遠，可以傳出去的聲音。”
在一開始練習發聲，找到共鳴的日子，始終要依靠耳朵，聽出聲音的優劣。“用耳朵辨識對的聲音，並且記住那種感覺，”她說。
對於找到共鳴這件事，聽歌的人也許能通過歌詞尋找共感，然而歌劇似乎有它語言上的侷限。但對張吟晶來說，在歌劇中令人留下印象的未必是歌詞，可能是一段搶耳的旋律，演員的一個動作，或僅僅是一個迷人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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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斗胆用身体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哪些麻烦，但我们多数把他们当成麻烦。时速120公里，突然眼前一大障碍物，方向盘左右闪避，干一大清早遇上这麻烦事。
马路就像保龄球球道，有车经过，它便兀自移动，但它从不移动。尽管如此，它总赠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礼物——时而一粒滚动的头盔，时而一具扁烂的动物尸体、一个想死的女人。她怀着孩子，开着白色本田City，就在我每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割颈自杀。
马路是一条悲伤的马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早上遇见蜥蜴人。
拖拉着骨一般的身体，蜥蜴人出现在16区高速公路上。破洞的深褐色衣服与肤色相衬，脸颊瘦出了窟窿，头发披覆至背——如山鬼，也似野人。天还明晃晃，他是该死在这城市，还是生还自哪座深山？在这汹涌的马路，我往前，他也往前。他就用枝干般的身体穿过车龙，没人来得及鸣笛。
穿过他的瞬间，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巴。他在说很长很长的话，像必须念三天三夜的咒语。所以在那瞬间，我想他是疯子，才会赤脚走在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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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街道是虚幻的，而且夜晚比白天来得危险。只是整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暗了，工人在马路旁维修，但灯照不到他。
在那些阴暗处，我曾经见过夜晚的狸花。
熟悉的办公室楼下，狸花是一个陌生化的词语。办公室坐落于一个充满人烟的小区，对面是住宅，偶尔有猫走过。每天早晨上班遇见狸花，他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破了几个小洞的黑色布袋。狸花的头发依旧像一篇语法全错的、语句不通的文章——乌漆麻黑的一整片，遮住了一半的脸，但脸的肤色也晒得几乎和头发一样的色度。于是在那全然浑浊的黑之中，狸花面目模糊，徒留一双眼白特别明亮的眼睛。
第一次遇见狸花，他只是很缓慢地从人家门前走过。那种慢，是生命还有很长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嘛的慢；也像是管他的生命，今天要死也无妨。
几乎每天上班，狸花都会从相同地方，带着一样的躯干与行囊走来——没有遇到的话，永远是我不够准时。所以我才说他是狸花，猫一样的定点来到与离去，为这个地盘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上班快半年，在这办公室小区混熟以后，我逐渐认识了三条街道的浪猫。很常午餐时间遇到其中的谁，都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但它们多数时候慵懒地摊睡在水泥地上。午后炽热，水泥地还留有些光影，浪猫会躺在影子之中。
当然，不是每一只浪浪都会对人的语言有所回应。它看到你，闻到你，听懂你，只是懒得回应。
有时我觉得它们其中一只，是变成人的狸花。满身的虱子、沙尘、汗、肤油、污垢凝成风霜，狸花走路不说话。
还可以与人对话的人，都把自己留给了他人。那些已经无法与人对话的，都把话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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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只身走上流浪汉收容中心那天，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怕，比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蜥蜴人的那个瞬间来得低沉与绵长；但作为一名记者，尽管刚入行，我觉得怕比受伤更羞耻。
半山芭龙蛇混杂。下过雨的街道，像极了一条湿滑的鲶鱼，光溜溜、长条状的身子；偶有车灯打过，就像鱼在深海发光。
我去半山芭找的是一名姓梁的牧师，他说他在菜市尾端等我，楼上便是他的收容中心。他照顾无家者已经20年，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旷、市井、接地气，没有电视里牧师故作温柔的儒雅，反倒像半山芭哪个水果摊的龙头。直到见面那刻才发现，梁牧师比想像中还要矮小，像只马一样往下垂的脸上，有两条粗黑的眉毛。重点是，原来牧师不一定总是穿着黑色大袍。
教会的好心人捐出店面，梁牧师便负责打理。有床位，有饭盒与瓦片，早上醒来能到外头溜达，午餐时间一到又折返领饭，像极了一群放养的街猫。但他带我走上楼的那刻，推开门，也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他看着你看他，此刻注视都变成讨价还价之物——我问梁牧师：“这样（闯）进来真的没关系吗？”他说：“有我在，不要紧。”
三楼白天不开灯。他用钥匙打开门锁，生锈铁门发出一阵咿呀——众人随即引头探看。在店铺的尽头，一束光温和地照进，梁牧师说那是他们放风的露台，刚吵过架的谁就在那头冷静。将领一般，他带着我巡视这20个床位——每人安排一样的橱柜、杯具、洗漱用品……谁彻夜未归，谁病死老死痛死白板上的床位名字便一把擦拭。汰换家常，那些名字都臣服于他，接受这规训，这监管与条例，才得以绑定一个床位。他是统治者，也是父亲，每个拜三的团契活动会陪他们唱歌。
但我总觉得，真正的将领之才不能有太多的爱，因为他们还要上战场。
偶尔会有政府官员沿着那条潮湿，堆满干货的梯道上来，有时梁牧师在，有时并不。他们说这里没有执照，收留无家可归者是非法行为。以安全隐患为由，一个店铺不能是家。
因而，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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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带着捕猎器，从卡车一跃而下。野猫自午睡中惊醒，卡车的引擎由远而近，穿过水泥与沟渠，轰隆轰隆，像一场惊雷暴雨正从远处缓缓逼近。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于是他们的武器，如巨大的扫把，把街道的左边至右边，前面至后面，一时半刻之内统统清扫干净。
“以安全隐患为由，他们必须被隔离”。仿佛一辆开往神秘岛屿的愚人船，把麻风病患者都驱赶至无人之处。因而，疯子有疯子的归宿，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排他的部落。资本主义也汇聚成城市与高塔，在那俯瞰人世的高塔之下，相似的人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相遇、聚合，并自以为安全。因此第一次在公路上遇到蜥蜴人，以及在办公室楼下遇见狸花，他们异化的服饰、行为，俨然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刺点。强烈的害怕像一支发射的火箭来得极快，但也忽地消失于无垠之中。
细想之下，我畏惧的其实是那山鬼的形象，那我打从有了认知开始，便不曾光天化日下见过的留至腰际、打结交错的蓬头；以及像刷上黑油一般油亮的垢面。我甚至来不及去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着问题，且不是拿着扫把到街上清扫就能解决。
一只老鼠被车碾过，尸体三天三夜都无人清理。它成了街道的隐喻。它要不是被马路吞去，也许就是被蜥蜴人或狸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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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过几次罚单，暂停营业复又亮灯开灶。教会阿姨来煮大锅饭，喂养散居在半山芭附近街道的流浪者，那锅大得能把一个孩子煮熟。在大锅米饭煮熟的绵长时光中，梁牧师与执法人员也拉开了冗战——他们拉锯、僵持，最终双方都停留在原地。
“没有执照，不能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只是收留无家可归者。”
“他们应该去政府的收容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屋瓦，我想蜥蜴人与狸花也是。
在高速公路遇到蜥蜴人那天，他似乎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逃亡，仿佛被炽热的太阳追赶，穿过一大片野林与蒺藜，再跟着月亮的方向走，才狼狈地逃来这座钢骨森林。他到底有想去的地方吗？被逮捕到公立收容中心的流浪汉，他们仍会想方设法逃出来，再重新过上天地为家的日子。里面没有自由，里面的空气很闷热，梁牧师说——他们宁愿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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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虚幻的。在街道形成之前，众人席地而坐；只是当人为泥地铺上石砖与水泥，人们便只能在街道上走。他们说，只有山里来的人才会当街坐着；只有疯子才会睡街上。
狸花是疯子吗？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小食中心旁，街坊邻里立起了个大红色的拿督公龛，香火断断续续，初一十五会供奉发糕苹果。午餐时间，我都会从公司经过这条小路，走到后边的南洋咖啡店去。拿督公龛旁的树荫下搭起了个木棚子，时而停了几辆摩托，华人阿伯并肩坐着消耗时光。一只脚翘起来，一只肮脏的人字拖便掉落沙地；万宝路香烟袅袅，有一天我便见着狸花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们之间。
狸花正在与人说话。这一次我忍不住多瞅他两眼，瞅他黑色布袋里边装了些什么。瞅他蓬乱头发后的脸，瞅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忽然，他看着我看他，那眼神间虽没有鄙意，也没有恶意，但不下两秒，我还是像个孬种一样假装把眼神飘往树上的翠鸟，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过。
像看鬼一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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