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本科那幾年,我和同學特別迷戀閱讀王安憶。那時她是當紅的海派作家,上海弄堂的日常氣息透過她筆尖徐徐瀰漫,老城風華在大戲臺上演,上海女兒王琦瑤成了一代傳奇。1996年《長恨歌》出版,那是我的大學時期,十里洋場滬上名媛的故事不過是個開頭,此後上海里弄和北京胡同分別走入我們的閱讀視域。碩士階段,寫了兩篇有關王安憶的論文,至今重讀仍是歡喜,近期也讓王潤華和南治國老師收入剛出版的《東南亞漢學中的上海文學研究》。
2003年,王安憶擔任花蹤評審來到馬來西亞。我和曾翎龍陪同她和夫婿李章到馬六甲一遊。說真的,那時候我還不曉得王安憶原來跟新馬也可以牽出一點因緣。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安憶有個出生在南洋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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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嘯平是小說家,也是劇作家,曾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19年出生於新加坡,在那裡完成小學,彼時家道中落,他的父親原來在膠廠當經理,因意見不合,改做雜貨店生意又失敗。王嘯平小學畢業後只好前往一家車行當學徒。他非常好學,開始接觸許多中國左翼作家如魯迅、巴金、矛盾等人的作品,左翼思想開始點燃他內心的信仰。
1936年,王嘯平17歲,他和朱緒等人組織“星洲業餘話劇社”,朱緒是當時劇社團長,在他領導下,旗下的特別隊伍“馬華巡迴劇團”開始在新馬大小城鎮上演抗日救亡劇145場,一方面固然是展開抗戰宣傳,另方面則是與其他華僑籌賑抗日(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下卷)。盧溝橋事變,抗日救亡風起雲湧,這期間,他在《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新國民日報》發表了不少劇作評論和文學創作。1940年,21歲的王嘯平到了上海,跟上海戲劇專家吳天老師學習,繼續參與劇團的抗日工作。
然而,這趟一去,便是一生。他回到了念茲在茲的“祖國”,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和新加坡的祖母、父母音訊斷絕,直到新中國建立才取得聯繫。王嘯平從此還付大陸,整整40年,南洋的家人以為他已殉難,悲痛欲絕。他寫到,“他們整整四十年,不知我在天涯何方,海角何地,不知我是活在人間或是早埋在荒山野地,只有日日夜夜無盡的悲傷和焦慮的折磨。”他的母親曾對他說:“‘只要你留在我身邊,我要飯也要養活你。’她最擔心的是我遠走高飛,‘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在那個時代南洋青年眼裡是感到可笑,沒有出息的。”
王嘯平這個“南洋青年”在國難當前選擇離鄉重投祖國懷抱,實無可厚非。歸僑的路,雖說是一項生命抉擇,但王嘯平走得一點都不容易。1950年,他和小說家茹誌鵑結婚,先後生下王安諾、王安憶,小兒子則在1964年出世。1957年,他被開除黨籍,劃入右派,1978年才得以平反。據女兒稱道,父親後來拿到了補發工資,還上繳了20年的黨費,見其赤子忠誠。1986年,退休的王嘯平出版了自傳體長篇小說《南洋悲歌》,究其實乃自身歸僑的故事。90年代,另兩本長篇——《客自南洋來》和《和平歲月》面世,同樣以方浩端這主人公串起一個“海外孤兒”的生命故事,成了自傳體三部曲。
身為寫作人女兒的王安憶,她對父親似乎是從不解中追求和解。在她眼中,父親“不知人事世故”,“再沒有比父親更不會做人的人”,“在一些最不合時宜的時候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她所敬重的父親,這一生“只有兩樁事業,一是革命,一是藝術”。雖然被開除黨籍,但父親總以自己的方式來愛國,“他對人不加矯飾,人對他也同樣的不加矯飾。不以虛禮往來。”
父親被劃入右派分子後,春節亦不得回家,當時王安憶和姐姐年紀尚小,母親獨立帶著她們,爸爸在南京,她們在上海,挨著日子過生活。對這個“不合時宜”的父親,王安憶最後選擇理解之同情。多年後,她在《父親從哪裡來》一文追述:“在我已是一個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親的不合時宜,卻包含有一種沉重的悲喜劇色彩。……父親的思路總是與這個社會里大多數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來客。我過去從沒有認真地去想,父親走到我們這條道路上來的困難。”
2003年12月,王安憶為花蹤文學獎前來,依稀記得我們坐在馬六甲老街騎樓下的一家茶餐室,南洋風吹來,赤道上獨有的、黏膩的汗水味。如今翻閱文獻,那一年3月,王嘯平離開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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