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中美博弈背后的民族竞赛

从奥巴马“重返亚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到拜登从印太战略角度设立“AUKUS”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中国给外界的感觉是只有严厉警告，没有实际反击，而今习近平会见了AUKUS的成员，看似开始掌握主动出击的时机，虽然多数人不看好这种短暂交谈的会面，包括习近平与拜登的会面对两国关系趋缓的作用不大，皆因领教过习拜通话后不久的佩洛希旋风访台掀起的风浪，现在比较像美中竞技到达新的赛段，需要两位领导会面确定“危险红线”的存在。

消融国家间的利益冲突须有共识基础，中国和韩日澳三国本来可以共同推动亚太区域的经济繁荣和安全，只是美国利用地缘政治和历史因素分化了亚洲国家的共生关系。另外，美中除了意识形态竞争外，也逐渐走向民族对立，尤其是美国，晶片垄断计划就是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之一。特朗普以民族主义至上的民粹赢了总统选举后，就对世界进行反全球化的保护民族经济运动，对墨西哥建筑围墙、退出“核协议”顺势对伊朗采取全面制裁行动，以控制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进行“贸易战”，拜登担任总统后，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延伸到了科技领域，并从科技制裁到设立军事同盟，实行比特朗普更全面的围堵中国计划。在排外的观念指导下，美国与中国陷入零和的竞争关系。

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长期受到议论，而今美国已不自觉的走在同样的道路上，讽刺的是美国一边推动自由民主的全球化，一边却以保护民族经济而阻止全球化经济。

点出美国的缺点，不是为了衬托中国，中国务实的经济外交战略，也间接的制造了他国的隐忧。

习近平在峇厘岛峰会的另一场重头戏是跟印尼总统佐科威一同主持雅万高铁试验运行，就地推销中国高铁。中国以区域视角看待各国之间的经济共生关系，用高铁外交打开地区联通，告诉世界可以和中国梦共筑和联通，不需要零和的博弈。然而，从印尼到寮国，实现高铁梦想的背后是偿还巨额债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隐忧。在全球经济衰退和货币灾难性贬值的情况下，国债把各国政府压得喘不过气，人民质疑基建外债把国家弄垮，也可能影响政权的稳固。从另一角度看，人民也担忧和中国有了深度的债权债务的关系后，会受制于大国，左右对国际议题的立场。

总而言之，美国与中国各自证明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创造的经济奇迹，然而因民族自尊心作祟，都不愿意夸赞对方的意识形态，并各以民主和经济建立“外交朋友圈”。夸张一点的说，美中博弈已经附着民族竞赛，而应对大国的民族价值渗透，可能又使得小国的保护民族主义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