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姑阿比丁.在無法預測中的慰藉

誠然，對一些選民來說，種族和宗教情感仍將是最重要的。但即便如此，當如此多的競爭政黨高呼“馬來人萬歲！”時，候選人本身也會注意自己的能力和可信度，以及競選宣言中的政策差異。這時候，分析和辯論這些政策差異的新聞平臺及社媒網紅起到了推動作用。這從而反過來又使人們認為，在選擇誰應該代表我們時，這些其他事項也很重要。

第三，個人和政黨之間前所未有的區別。由於在反跳槽法之前有如此多的國會議員改換陣營，選民還必須決定他們的忠誠度是在個別候選人身上還是在他們所代表的政黨身上。在某些情況下，個人可能非常受歡迎（或被認為有理由改換陣營），以至於他們必須承受作為一隻青蛙的汙點。在其他情況下，對黨徽的忠誠度仍然高於其他一切。也許在一兩種情況下，候選人被認為與自己的政黨不和，因此出現了一種兩難的局面，即個人可能被需要，但他們那位可能出任首相的政黨領袖卻不被需要。

我在2008年第12屆大選後的第一篇文章中寫道，聯邦憲法假設我們選出的是個人，而不是不會思考的政黨奴隸：跳槽事件和反跳槽法的通過使這一點變得更加複雜。但是，仍然不可能準確地計算出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因此，一般的原則應該是選出最好的人來填補國會，因為我們的政府將從這些人中產生。隨著國會特別委員會和國會跨黨派小組的成立，個別議員的能力變得更加重要。

但更廣泛地說，大馬政治未來的穩定可能不會通過任何一個實體取得絕對多數而得以實現。相反，它將通過建立聯盟及在公民社會組織、其他機構的鼓勵下推動合作來實現，就像在冠病疫情時期一樣，甚至國家元首也是如此。塵埃落定後的國會議席數量可能會進一步驗證這一理論。

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暴力破壞講座、破壞海報和詆譭種族的卑鄙事件。希望這只是反映了偏執狂的絕望，他們對大多數選民已經從部落忠誠度轉移，轉而通過評估各種因素來投票而感到沮喪。不論下雨與否，我們可能會在週日出現大量懷疑。我祈禱我們的防洪和排水系統——我們的機構——能夠很好地清除洪水，留下一個所有大馬人都能接受的合法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