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一場“白紙革命“造出兩極化解讀

國際媒體將白紙抗議定調為“革命”，並正在關注它會否化為一場學運，因為1989年的中國學運是在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後蔓延全國，在受到鎮壓後釀成六四事件。有人對不同時空的兩個處境做了對比，將白紙運動視為革命和學運，因為抗議者之中不乏青年學子。但目前所知是，中國政府沒有逃避社會的反彈，以最短的時間優化了措施，而白紙運動也隨著政府放寬幾座城市的核酸檢測和封控措施後步入了尾聲。

想要全面瞭解中國社會的難題在於只要媒體不報的社會新聞，所有得來的信息就只是信息，不容易辨別真實性，一般民眾只有上互聯網搜索自媒體信息，用暗喻發表意見，故很難持平解讀這場白紙抗議。筆者僅從自己的角度瞭解，自六四事件後，學運核心人士已遠走他國，國內官方和社會媒體、知識階層對相關話題能避則避，幾乎沒有根苗留存的空間。筆者所見的中國80後和90後青年多數對學運和六四事件一無所知或模糊知道，從環境侷限來看學運復興不可能現在發生。然而，年輕人有自己的思想，絕不是“空白紙”。爆發白紙抗議之前，年輕群體針對清零政策就有兩極化意見，有批評的也有認同的，都是用社會角度評論，可惜言論管控過嚴，以至於社會交互的心聲需透過抗議向上傳達。

中國政府的信息管控有如雙刃劍，正因為阻止信息通過新聞管道的機會，才使國際自行解讀白紙運動是一場推翻政權的革命，況且這場運動朝向消退或還在增強浪潮，親中和反中的媒體各唱各的混淆受眾者。

透過互聯網掌握信息不只是中國網民的生活日常，也是對自媒體依賴的趨勢。智能手機不時的推送各類信息滿足求知慾，民眾不必傻等中央發佈消息，雖然不否認網路霸凌和網路的民族主義都令人頭疼，可是它加促了主流媒體的改革腳步，對政策也有督導和促進的作用，如白紙抗議與自媒體揭發烏魯木齊的悲劇有關。當民眾手握智能手機隨時能揭發弊端時，地方官員無論是不作為或作為太多，都隱瞞不了上層和社會。

不止是針對白紙運動，世界對中共治理也存在兩極化解讀，但針對防疫這件事，筆者想站在較為正向的一方。中國政府有作為人口大國的壓力，放任疫情蔓延造成的死亡和衰退是超過我們一般認知的，印度已示範過一次，中國政府當然引以為戒。再說，中國人民順從一黨專政是在於中共所做的實事，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自群眾，政府快速回應抗議者的原因也在此。

當然了，中國的經濟成就用於其他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不一定有同樣成果，防疫也是如此，畢竟各有國情和政治平衡需要考慮。所以，世界確實不必效仿中國，也不必完全否定其政策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