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金像奖是电影人梦寐以求,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意味着他们的作品获得电影最高殿堂的认可,是无上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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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04年拍摄的《颍州的孩子》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和许多国际奖项的荣誉,另一影片《仇岗卫士》在2011年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的纪录片导演杨紫烨却说:“得奖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杨紫烨有此感慨?
周六下午2点,有别于吉隆坡市中心其他商场人头攒动的热闹喧嚣,邵氏广场一如既往地空荡静谧,仿佛只听见我脚下高跟鞋踩出的“咯咯”声在商场里回荡。
但是,走进紫藤茶文化广场,不算大的放映空间却坐着满满当当的观众,等着观看杨紫烨的新作《继续争气》。
这一幕令我颇为感动,毕竟许多人对于“纪录片”的初印象是沉闷、无聊,相比起精彩纷呈的剧情片,纪录片往往不会是首选,连杨紫烨都笑说,拍纪录片是不赚钱的。
实际上,杨紫烨原来是学绘画的,本科专业可以说与影视业无太大关系,然而上学期间无意间接触到实验电影,从此改变了她人生的走向。
“读书时学画画,认识了我的丈夫。他在拍短片,我就从旁协助,(后来)念硕士时就选了电影。”
“那时候觉得电影比我的画布空间要大很多,也比较有趣,但上学时没想过自己会做这种具倡导性(advocacy)的工作,要经历过很多阶段后,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从“绝大多数”到“少数”,开始思考身分问题
她出生于香港,1977年便移民美国三藩市,从原来的“绝大多数”变成“少数族群”的身分转换这一过程,令她开始审视从未想过的“身分”问题。
“以前是没有想过的。当时香港是英国管制的,离中国大陆很远,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仅一丝半点。”
“到了美国时,看到很多华人就觉得我真的需要知道自己的文化、背景。我目睹很多生活艰难的华人,也有那些经历过很多不公平条例,留在三藩市的单身老华侨。”
就这样,她逐步了解当地华人的境遇,同时美国华裔二代、三代亦开始重视身分问题,疑惑为何美国主流社会没有提及华人的历史?
“我毕业后和华裔电影人王颖一起工作,慢慢接触到华裔社团,为公共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渐渐认识了华人的历史,也对纪录片产生兴趣。”
拍摄敏感题材,一路走来大不易
她在美国担任剪接、拍摄长达二十多年,曾参与的电影包括陈冲的《天浴》、《纽约之秋》;王颖执导的《喜福会》等等。
1997年她首部执导以香港主权移交为主题的纪录片《风雨故园》在全美247家公共电视台播放,并成为美国多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而2004年移居北京,迎来她的纪录片事业的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真正体会到“祸福相依”的滋味。
“当时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媒体相关的知识,得知爱滋病给某地区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想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即拍摄有关爱滋病的公益广告。”
后来通过爱滋病专家何大一博士的穿针引线,她深入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跟踪拍摄多个受爱滋病影响的家庭,对爱滋病孤儿的生活做了完整的记录,《颍州的孩子》应运而生,2007年一举夺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对我来说,在中国大陆拍摄的题材影响最大。当时中国的经济起飞,社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从我2004年拍《颍州的孩子》,到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一个社会能让我记录这么巨大的变化。”
但是,这部片子得奖后,她和筹备拍摄的非政府组织却遭到许多媒体的打击,虽时隔多年,她提及此却不愿再深入话说当年。
“不说了。那几年我觉得还蛮压抑的,得奖在中国大陆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题材不是他们想讲的。”
她神色有些为难,欲言又止。那么时隔多年后的回访,是否又遭遇到阻扰呢?
“没有,因为他们知道我那么多年来在关怀他们,而且我的片子都很正能量,而非一次性利用那些小孩,拍摄后得到的成功来作为商业用途。”
“他们知道了我的初衷,后来就没事了。”
好在,杨紫烨长期在中国大陆拍摄了许多公益广告,付出的努力和真心实意起到了作用。
“不要趁机用他们的痛苦来成名,这是不对的。”
眼球VS良知
纪录片是一时,受访者的人生是一世
无论到哪个城市,她所拍摄的纪录片宗旨永远不变:关注弱势群体,或是讲那些没人想讲的故事,通过“媒体”这一管道成为那盏灯,将被社会忽视了的“影子们”投射到屏幕上,进而为人所知所闻所见。
很多时候有的媒体会把受访者或新闻事件当作“素材”,以“知情权”为幌子,不惜一切手段地深挖,为了热度和流量可以不计一切后果,哪怕对受访者后续造成伤害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亦在所不惜。
煽情、眼泪、黑幕、血腥、风月韵事皆是吸引眼球的元素,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伤口更能抓住人们嗜血的本能呢?
当你手握这些流量密码,是否舍得放手?
杨紫烨舍得,因为她把受访者当作活生生的“人”,是用长时间建立关系和感情的“朋友”,所以她强调点到即止。
“因为拍纪录片是一时的,他们的人生是一世的。”
她坦言,也曾经在“眼球”和“良知”之间挣扎过,但最后她拍到许多素材,未必用得上。
比如,在拍摄《风雨故园》时,受访者不欲人知的一些家族丑事,她选择将之删除,以保护受访者免受伤害。
“有许多人说,纪录片应该把真实的内容全放在里面,我并不赞同这说法,因为我觉得会伤害了他们。”
她说,一部成片在电影院播映后是另一回事,它是具备“生命”的,即使作为创作者也难以掌控它的发展走向,像观众会怎么谈论等等。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的所为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我觉得这是作为纪录片拍摄者或媒体人的道德问题。”
她认为,如何将一个人立体化呈现出来,多方面还原事实,对于纪录片拍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此她会回访(Revisited)她的纪录片受访者,关心他们在纪录片播出后的生活,是否产生了变化?
比如《颍州的孩子》、《争气》,在时隔数年后,她再次回到那些地方,与受访者再次相会。
“拍纪录片不过是拍他们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他们还有余生。尤其是爱滋病患者,在中国的变化是很大的,8年在中国仿佛一个世纪这般长。”
“他们在(第一部)片子里很惨,可是之后,当地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很关注他们,他们的人生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
她认为,若是只留下他们悲哀的结局并不准确,因此她选择再回到颍州,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新生活,留下他们人生新一页。
《争气》亦如此,所以《继续争气》便因此诞生,每个人似乎都有了美满的人生,充满希望的未来。
“万一受访者的结局,不符合你设想的美好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人生不一定那么美好的,”她笑了一下,道:“很多时候,受访者不会告诉你不好的一面。如果是粉饰过的就没意思了,我可以判断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希望通过媒体输出正能量或为年轻人带来希望,我不太喜欢只是提到阴暗一面。”
我们总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往往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这对于杨紫烨来说也是如此。
“资金是最大的挑战,所以很感恩基金会的支持。”
她笑说,她经常劝学生若以纪录片为事业的话,需要考虑再三,不能指望靠此飞黄腾达。
坚持、耐心和热爱,是纪录片拍摄者不可或缺的条件,想要入行的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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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奥斯卡纪录短片导演杨紫烨:纪录片是一时,受访者的人生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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