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導演楊紫燁／得獎不意味著是一件好事
奧斯卡金像獎是電影人夢寐以求，畢生追求的終極目標，意味著他們的作品獲得電影最高殿堂的認可，是無上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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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04年拍攝的《潁州的孩子》獲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和許多國際獎項的榮譽，另一影片《仇崗衛士》在2011年獲得美國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的紀錄片導演楊紫燁卻說：“得獎不意味著是一件好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讓楊紫燁有此感慨？
週六下午2點，有別於吉隆坡市中心其他商場人頭攢動的熱鬧喧囂，邵氏廣場一如既往地空蕩靜謐，彷彿只聽見我腳下高跟鞋踩出的“咯咯”聲在商場裡迴盪。
但是，走進紫藤茶文化廣場，不算大的放映空間卻坐著滿滿當當的觀眾，等著觀看楊紫燁的新作《繼續爭氣》。
這一幕令我頗為感動，畢竟許多人對於“紀錄片”的初印象是沉悶、無聊，相比起精彩紛呈的劇情片，紀錄片往往不會是首選，連楊紫燁都笑說，拍紀錄片是不賺錢的。
實際上，楊紫燁原來是學繪畫的，本科專業可以說與影視業無太大關係，然而上學期間無意間接觸到實驗電影，從此改變了她人生的走向。
“讀書時學畫畫，認識了我的丈夫。他在拍短片，我就從旁協助，（後來）念碩士時就選了電影。”
“那時候覺得電影比我的畫布空間要大很多，也比較有趣，但上學時沒想過自己會做這種具倡導性（advocacy）的工作，要經歷過很多階段後，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從“絕大多數”到“少數”，開始思考身分問題
她出生於香港，1977年便移民美國三藩市，從原來的“絕大多數”變成“少數族群”的身分轉換這一過程，令她開始審視從未想過的“身分”問題。
“以前是沒有想過的。當時香港是英國管制的，離中國大陸很遠，只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僅一絲半點。”
“到了美國時，看到很多華人就覺得我真的需要知道自己的文化、背景。我目睹很多生活艱難的華人，也有那些經歷過很多不公平條例，留在三藩市的單身老華僑。”
就這樣，她逐步瞭解當地華人的境遇，同時美國華裔二代、三代亦開始重視身分問題，疑惑為何美國主流社會沒有提及華人的歷史？
“我畢業後和華裔電影人王穎一起工作，慢慢接觸到華裔社團，為公共電視臺拍攝紀錄片，漸漸認識了華人的歷史，也對紀錄片產生興趣。”
拍攝敏感題材，一路走來大不易
她在美國擔任剪接、拍攝長達二十多年，曾參與的電影包括陳沖的《天浴》、《紐約之秋》；王穎執導的《喜福會》等等。
1997年她首部執導以香港主權移交為主題的紀錄片《風雨故園》在全美247家公共電視臺播放，併成為美國多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教科書和亞裔研究教材。
而2004年移居北京，迎來她的紀錄片事業的第一個高峰的同時，也真正體會到“禍福相依”的滋味。
“當時覺得自己學了那麼多媒體相關的知識，得知愛滋病給某地區造成巨大的影響，因此想發揮媒體的影響力，即拍攝有關愛滋病的公益廣告。”
後來通過愛滋病專家何大一博士的穿針引線，她深入安徽阜陽市潁州區跟蹤拍攝多個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對愛滋病孤兒的生活做了完整的記錄，《潁州的孩子》應運而生，2007年一舉奪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
“對我來說，在中國大陸拍攝的題材影響最大。當時中國的經濟起飛，社會發生很大的改變。從我2004年拍《潁州的孩子》，到現在已經完全變了，沒有一個社會能讓我記錄這麼巨大的變化。”
但是，這部片子得獎後，她和籌備拍攝的非政府組織卻遭到許多媒體的打擊，雖時隔多年，她提及此卻不願再深入話說當年。
“不說了。那幾年我覺得還蠻壓抑的，得獎在中國大陸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個題材不是他們想講的。”
她神色有些為難，欲言又止。那麼時隔多年後的回訪，是否又遭遇到阻擾呢？
“沒有，因為他們知道我那麼多年來在關懷他們，而且我的片子都很正能量，而非一次性利用那些小孩，拍攝後得到的成功來作為商業用途。”
“他們知道了我的初衷，後來就沒事了。”
好在，楊紫燁長期在中國大陸拍攝了許多公益廣告，付出的努力和真心實意起到了作用。
“不要趁機用他們的痛苦來成名，這是不對的。”
眼球VS良知
紀錄片是一時，受訪者的人生是一世
無論到哪個城市，她所拍攝的紀錄片宗旨永遠不變：關注弱勢群體，或是講那些沒人想講的故事，通過“媒體”這一管道成為那盞燈，將被社會忽視了的“影子們”投射到屏幕上，進而為人所知所聞所見。
很多時候有的媒體會把受訪者或新聞事件當作“素材”，以“知情權”為幌子，不惜一切手段地深挖，為了熱度和流量可以不計一切後果，哪怕對受訪者後續造成傷害等一系列負面影響亦在所不惜。
煽情、眼淚、黑幕、血腥、風月韻事皆是吸引眼球的元素，有什麼比血淋淋的傷口更能抓住人們嗜血的本能呢？
當你手握這些流量密碼，是否捨得放手？
楊紫燁捨得，因為她把受訪者當作活生生的“人”，是用長時間建立關係和感情的“朋友”，所以她強調點到即止。
“因為拍紀錄片是一時的，他們的人生是一世的。”
她坦言，也曾經在“眼球”和“良知”之間掙扎過，但最後她拍到許多素材，未必用得上。
比如，在拍攝《風雨故園》時，受訪者不欲人知的一些家族醜事，她選擇將之刪除，以保護受訪者免受傷害。
“有許多人說，紀錄片應該把真實的內容全放在裡面，我並不贊同這說法，因為我覺得會傷害了他們。”
她說，一部成片在電影院播映後是另一回事，它是具備“生命”的，即使作為創作者也難以掌控它的發展走向，像觀眾會怎麼談論等等。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的所為有沒有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我覺得這是作為紀錄片拍攝者或媒體人的道德問題。”
她認為，如何將一個人立體化呈現出來，多方面還原事實，對於紀錄片拍攝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此她會回訪（Revisited）她的紀錄片受訪者，關心他們在紀錄片播出後的生活，是否產生了變化？
比如《潁州的孩子》、《爭氣》，在時隔數年後，她再次回到那些地方，與受訪者再次相會。
“拍紀錄片不過是拍他們生命中的一個片段，他們還有餘生。尤其是愛滋病患者，在中國的變化是很大的，8年在中國彷彿一個世紀這般長。”
“他們在（第一部）片子裡很慘，可是之後，當地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很關注他們，他們的人生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
她認為，若是隻留下他們悲哀的結局並不準確，因此她選擇再回到潁州，用鏡頭記錄他們的新生活，留下他們人生新一頁。
《爭氣》亦如此，所以《繼續爭氣》便因此誕生，每個人似乎都有了美滿的人生，充滿希望的未來。
“萬一受訪者的結局，不符合你設想的美好呢？”我小心翼翼地問。
“人生不一定那麼美好的，”她笑了一下，道：“很多時候，受訪者不會告訴你不好的一面。如果是粉飾過的就沒意思了，我可以判斷他們說的是不是實話。”
“我希望通過媒體輸出正能量或為年輕人帶來希望，我不太喜歡只是提到陰暗一面。”
我們總說“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往往最大的問題就是沒錢，這對於楊紫燁來說也是如此。
“資金是最大的挑戰，所以很感恩基金會的支持。”
她笑說，她經常勸學生若以紀錄片為事業的話，需要考慮再三，不能指望靠此飛黃騰達。
堅持、耐心和熱愛，是紀錄片拍攝者不可或缺的條件，想要入行的你，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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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奧斯卡紀錄短片導演楊紫燁：紀錄片是一時，受訪者的人生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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