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00am 08/12/2022

【校园谈政治／02】从校园开始打破政治刻板印象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陈启基、黄玲玲

“很多人以为政治是政党相骂，忘了最根本的其实是政策，而政策是生活上很重要的东西。”黄国燊谈起，他原本就只是活跃于课外活动的中学生，没什么政治醒觉。“其实就是exposure（接触），不一定要政治，从生活方方面面……”

报道：本刊白慧琪
摄影：本报陈启基、黄玲玲

政治人物、社运分子能不能进校园演讲？
A.能，校园应该包容各种声音。
B.不能，校园不该谈政治。

马来亚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国燊分享多份1960年代的校园刊物《Mahasiswa Negara》（国家大学生），其中一份的头条是“食堂合约质询中”。那个年代的校园，学生自治管理宿舍、食堂等，从刊物还可看出，学生关注国际间的学生运动，关心社会。

从生活方方面面……他再举例，一个人开公司，总会受到政府的政策影响，“到一个地步，大家就会明白政治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谓校园内的政治

2022年10月13日马大迎新周的“校园言论自由”学术论坛闹风波，讲者SUARAM协调员黄彦铬被阻进场，活动还被校方切断音响，中止进行。马大学生会主席黄国燊说，校方本来要连带取消下午的辩论会，他和另一伙伴前去学务处协商。他做黑脸，沉下脸来不多作回应，伙伴做白脸商量，行政人员再把球踢给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决定。

乍听之下，颇像到政府单位投诉或商讨什么事情似的，例如执照费迟缴了被勒令收摊，只好去市议会做rayuan（上诉）。

黄国燊点头，其实学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怎么和正反两方谈判？什么时候该恰到好处做黑脸？什么时候要100%好好坐下来谈？什么时候要升级行动才能争取应该得到的东西。

黄国燊展示1960年代的校园刊物《国家大学生》，学生关心的事务包括校园改革、校园规划、提升校园设施等。

升级行动！要举牌了吗？要示威了吗？要上街头了吗？这些都是民众对学生运动“升级行动”的刻板印象。

黄国燊举例，冠病疫情行动管制期间，学生都在家上课，没用到校园里的任何设施却要付全额学费。学生会于是向学术与国际事务副校长商讨，但没有下文。能走的途径都走了，学生会才“升级行动”在网上发动请愿，吸引两万多名学生签署，且获新闻媒体报道。最后，学生争取到学费减免每个学期120令吉。

很温和吧？黄国燊说，学生会明白马来西亚是中庸国家，行动不能极端，即便升级也是逐步来，一下子太激进，一些学生也接受不到。“学生会本来就是要争取学生福利，如果一片散乱的话，更难去争取。”

不过，学生只要一行动起来，往往都会被贴上标签。黄国燊停顿一会说，“在任职之前就已经想好，一定很痛苦，又没有钱拿，又要多做工，做什么都一定会有人讲你，所以也不差多一个误解。最重要是我们想要推的议程能达成就够了，其他都是‘浮云’。”

听来，怎么有点像国内政坛的国州议员呢？

政治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谓政治，在国家层面是政策、民生，是你我日常生活的集体决策；在校园，政治就是学生的受教权益、膳宿、举办活动的自由等等。而人们第一反应联想到安华、慕尤丁、纳吉，这些政治人物的言行讨论只是政党政治的一小部分。

谈到政治人物，我们应该更关注他们提出的政策如何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谈民主，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还要多数尊重少数。主流和弱势群体都是社会一分子，每个人的权利都应受到保障。那么，校园能不能谈政治，能不能谈民主？

大选刚刚落幕，本届投票率高达73.89%，而且民众踊跃自愿成为监票员和计票监督员（PACA）。马来西亚人民之声（SUARAM）协调员黄彦铬认为，这些行为都值得鼓励，许多人还帮忙把邮寄选票送回来，自发协调共车计划回乡投票。“5年一次的选举我们都特别积极去参与，值得赞赏，但更应该把这些行动化为日常。”

黄彦铬举例，如果商家雇用童工、压迫劳工，消费者因此杯葛也是一种参与。政治参与未必要上前线抗争，人们可以发挥所长。例如，写作者可以用文章感动他人，分析现况去唤醒意识；擅长音乐或戏剧可透过艺术行动，SUARAM最近就用舞台剧呈现扣留所暴力问题。“所以我们不要限制政治参与就是参加政党或是公民社会，而是可以从生活细节每个角度去做。”

在校园也一样，黄国燊也说，很多人觉得大选投了票就尽了公民责任，其实不然，要看到真正的转变，还有很多后续动作。在大学，学生可以加入学生会出点子、出力，也可在社交媒体支持学生会推动的议程，或者制造一些舆论制衡或施压校方。

今年5月，马大一间宿舍的电风扇起火，幸未造成人命伤亡。黄国燊透露，受影响的学生向校方借清扫工具清理现场，但校方冷淡回应。学生的哥哥在推特发文投诉，引起媒体注意，校方才把学生暂时安置在酒店，并协助清理宿舍。“可是这是治标不治本啊。”更重要的是，校方应进一步检查宿舍的消防设施、电路和防火系统。

不过，黄国燊观察，学生普遍还是不够积极。例如，学生会争取校外实习生可减免部分学费，因为期间并没有使用校园设施。许多学生支持，但大多止于精神上。“他们其实还可以很主动地请朋友们一起签署请愿，或在社交媒体多加讨论。”

他以法米惹扎（Fahmi Reza）为例，一个平民应邀去那么多所大学巡回教导选举常识。“当然，自发很累啦！你也不用做到像他那么大型，在社交媒体一人写一句也行啊。”然而，很多时候学生会在争取学生共享的权益时，并没有获得太多学生自发的响应。如此一来，校方也会视为学生普遍没有意愿，是否只是学生会“讲爽”而已？

不是唱反调，而是提倡问责

目前，许多大专院校仍采取家长式管理，学生多半是听从校方指示，少有自发行动。黄国燊说起马大的情况，新生入学就参加校方举办为期一周的迎新会，一开始就感受到既定的校园文化。学生要自治，学生会提议同时举办各种活动，让新生自行选择参加。校方采纳改良的结果却是，同时举办各种活动，指定分配新生参加。这还是由上至下的家长式管理。

许多“大人”往往认为学生应该遵循正当管道提出反对或诉求，却忽略了校方与学生的权力并不平等。试想，依循官方管道投诉遭到怠慢，是否可以升级行动？这其实和许多“大人”不满政府部门办事效率，选择上网“闹大”异曲同工。

黄国燊强调，并不是鼓吹唱反调，而是要培养问责和制衡的风气。这也是我们对国内政治人物的诉求，执政党不应害怕、闪躲人民和反对党的问责和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