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豪.高等教育界的内卷与转型契机

但愿部长能够制定有利于国人未来的高教发展政策，以便联合政府成立的这段大马历史成为利国惠民的善因。

最近两年，在马来西亚公私立大学念教育博士的学生骤增。这对相关的大学来说是及时雨，缓解了各个大学因本科生数量暴跌而面对的经营压力。这些博士生大多有志于投身教育界，有者已经是资深的学术人，在国外的原工作单位任职教师、讲师或教授，并担任系主任、院长或校长。

我第一次在大学教书是在2004年，当时是因为已经报读硕士班，希望有一份跟硕士专业相关的工作，因此便申请到吉隆坡大学当教员。在那个年代，即便只持有本科学历也可以在大学里任教。在一众同事当中，只有院长一人是正在修读博士，其他几乎都像我这样，一边教书一边修读硕士。后来，大学空降一名有博士学历、曾担任森林研究局局长的副教授当院长。院长不断地催促我们在完成硕士后继续深造，并以他那时1万1令吉的月薪作为鼓励我们的外在动机。

在15年前的教育界，过万令吉的工资对当时月入不到3千的年轻讲师们来说，诱惑是蛮大的。毕竟当年我靠省吃俭用存下的两万多令吉硕士学费，只让涨了我500令吉的工资。我估计一旦拿到博士学位，工资再不济也应该可以让月收入翻倍。

没有积蓄且没有家底的我就只能靠奖学金去外国留学。适逢2007至2009年间，几乎所有公立大学都大举保送年轻讲师到国外名校念博士，我才能借着这股大学讲师升级的浪潮获得3年带薪去英国深造的机会。2011年毕业归国后，大学把我从41级的助教升为51级的高级讲师，工资翻了一倍。不过，随着留学国外的同事逐一毕业回国复职，公立大学讲师的入职要求也从硕士提升到博士资格。同时，一些在研究型公立大学任职的博士朋友在回国后被安排当45级的讲师，领取原本是硕士资格讲师的工资。

我在2015年间升为副教授后，一些后进的研究型公立大学同事就卡在45级，原因是比他们多产的中东和南亚籍讲师已慕名而来抢滩当讲师。许多博士在僧多粥少的高教学术圈内连讲师都当不了，故退而求其次地当个只做研究工作、没有教书的博士后研究员。博士后的人数多了之后，大学也就开始压低工资，从初期的五千月薪，降至四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