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願部長能夠制定有利於國人未來的高教發展政策,以便聯合政府成立的這段大馬歷史成為利國惠民的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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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年,在馬來西亞公私立大學念教育博士的學生驟增。這對相關的大學來說是及時雨,緩解了各個大學因本科生數量暴跌而面對的經營壓力。這些博士生大多有志於投身教育界,有者已經是資深的學術人,在國外的原工作單位任職教師、講師或教授,並擔任系主任、院長或校長。
我第一次在大學教書是在2004年,當時是因為已經報讀碩士班,希望有一份跟碩士專業相關的工作,因此便申請到吉隆坡大學當教員。在那個年代,即便只持有本科學歷也可以在大學裡任教。在一眾同事當中,只有院長一人是正在修讀博士,其他幾乎都像我這樣,一邊教書一邊修讀碩士。後來,大學空降一名有博士學歷、曾擔任森林研究局局長的副教授當院長。院長不斷地催促我們在完成碩士後繼續深造,並以他那時1萬1令吉的月薪作為鼓勵我們的外在動機。
在15年前的教育界,過萬令吉的工資對當時月入不到3千的年輕講師們來說,誘惑是蠻大的。畢竟當年我靠省吃儉用存下的兩萬多令吉碩士學費,只讓漲了我500令吉的工資。我估計一旦拿到博士學位,工資再不濟也應該可以讓月收入翻倍。
沒有積蓄且沒有家底的我就只能靠獎學金去外國留學。適逢2007至2009年間,幾乎所有公立大學都大舉保送年輕講師到國外名校念博士,我才能藉著這股大學講師升級的浪潮獲得3年帶薪去英國深造的機會。2011年畢業歸國後,大學把我從41級的助教升為51級的高級講師,工資翻了一倍。不過,隨著留學國外的同事逐一畢業回國復職,公立大學講師的入職要求也從碩士提升到博士資格。同時,一些在研究型公立大學任職的博士朋友在回國後被安排當45級的講師,領取原本是碩士資格講師的工資。
我在2015年間升為副教授後,一些後進的研究型公立大學同事就卡在45級,原因是比他們多產的中東和南亞籍講師已慕名而來搶灘當講師。許多博士在僧多粥少的高教學術圈內連講師都當不了,故退而求其次地當個只做研究工作、沒有教書的博士後研究員。博士後的人數多了之後,大學也就開始壓低工資,從初期的五千月薪,降至四千左右。
冠病疫情所造成的退學潮,致使各個大學辭退大量有博士資格的合約講師和博士後。失業的壓力不但令博士光環失色,也導致一些博士幹起了代寫學生作業的不法槍手勾當,墮落成受過高教的野蠻人。
總而言之,我在教育界這近二十年間,大馬的高等教育界的競爭已越來越激烈了,也可以說已經處於內卷的狀態了。所幸的是,當年讓我有機會被保送出國留學的莫哈末卡立如今再次受委為高教部長,令我重燃當年對國內高教前景的熱血。倘若沒有當年大舉資助國人往外國名校修讀博士,並栽培成博士導師,哪有今天大量外國人選擇到大馬來唸博士呢?有道是未來的果決定了從前所種之因的好壞。但願部長能夠制定有利於國人未來的高教發展政策,以便聯合政府成立的這段大馬歷史成為利國惠民的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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