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什麼扣留你?”
在那個嚴重語塞的年代,不時聽到這個問題,有些人劈頭就是一句,有些轉彎抹角,用眼睛詢問。有時,他們會說:“他們有捉錯人嗎?”這句非常含蓄,似乎錯不在我,在捉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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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探聽到我於學校假期時,被政治部關押了兩個月,暗中交流各自的看法,往往下了定論:“他完了,他沒有前途了!”小夥子怎會講這些呢?準是跟大人學的。“黑名單有你的名字了,以後都別想混了。”黑名單不就是今天的人們搞的大數據嗎?誰的名字沒有上過黑名單?這種說辭殺傷力很大,我們自己尚且感受淺顯,父母親卻是難以承受,彷彿一下子多了幾噸壓力,日見其頹唐了。
“你應該離開這個地方,不要跟任何人有任何關係,專心讀你的書。”於是,族裡的長輩前來開導我,給我講了許多故事。為了下一代的安居樂業,他耗盡了心思,如今又有我這個不懂事的下二代給他添加麻煩。他看來很累。
他說,“你打不過他們的,還是快快認了吧!”其實我壓根兒不想開打,拿什麼跟人家打?不過想了解一點兒社會的真相。他的故事我聽不懂,只知道跟戰爭、出賣和遣送回國有關。平時沒有跟長輩們談這些 ,覺得生活平淡,更沒涉獵過歷史的深度,直到這回蹲了一回牢,才發覺故事原來這麼多,生活也並不平面,許多悲歡冷暖,都隱藏在深處。
父親伸出他的左手,給我看他的手背,說:“你看,這是一條平坦的道路。”然後,將手一翻,給我看他的手心,說:“這也是一條平坦的道路。”他的意思是說,世間平坦的路何其多?你幹嘛不選一條康莊的,偏要走這荊棘小途?然而說著說著,他自己卻語塞了。“我都不會講了,唉!”
如此這般,許多浪濤在我身邊翻滾,我自己的一根信念卻不曾動搖。這一點,在40多年後的今天說出來,不是要告訴大家我有多麼堅強,我其實在警察局的小房間裡是很脆弱的,我崩潰過許多次,但每一次,都被時間的老人好好地癒合了,他是一個神醫。加上我有一種坦然的、不顧後果的心理,讓我在那個不屬於人居住的地方,第一次待了兩個月,第二次待了半年,居然能夠完好地走出來。
那地方是專門為思想家設計的,它裡面什麼也沒有,連門都是經常上鎖的,而裡面的人沒有鎖匙,要敲敲打打才會出現一個警察,拿著一串鎖匙過來。牆上有斑駁的血痕,然而沒有人會在乎給那牆油上一層新漆,因為木蝨每個晚上都可能給它增添新的圖案。裡面的人覺得在外頭已被吮吸夠多了,在這裡又被這昆蟲欺負,對它深惡痛絕,在它還沒有爬到手伸不到的高度前,將它捏死在那裡,拉下一道長長的血紋。
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小窗,如果有光線透進來,就是白天,光線沒了就是晚上了。一盞暈黃的電燈由鐵絲網罩著,24小時陪伴,沒有熄過。真的,無需用太多的語言去詛咒那個地方,因為外面的子彈要比這裡殘酷得多,我時而也會聽到一些子彈的消息。
在那種環境下,我發覺,切不可心浮氣躁,不要讓自己感覺絕望、茫然或憤怒,這些負面的情緒在鐵籠的支援下會很快膨脹、發酵,給你的火焰添加燃油,而且,不會有人前來安慰你,等待著你的只有崩潰。有些人進了牢房不久,就變得瘋瘋癲癲,語無倫次,我想,都跟缺乏這個認知有關。
我們被自己的自我囚禁了,又再被鐵籠囚禁,雙重打擊下,人就瘋了。我大抵有一點兒這樣的聰明,也不知道是從哪裡學來的。我見有人瘋狂唱歌,就採用另一種戰略,將自己的腦袋塞滿各種觀念,不許它空閒著。我會給自己講一則《三國演義》的故事,或把讀過的唐詩背出來,背完了唐詩背成語,背完了成語背寓言,又假裝站在臺上演講,想像前面有一群聽眾,總之把一番話講得有點兒頭緒,就給自己一個掌聲。如此這般,將自我的籠子打破,釋放自由的靈魂,飛越鐵的樊籠、小室的困囿,這樣一來,反而對生命產生預想不到的憧憬。由於我們不受犯罪感所折磨,這個力量就被啟動了。
至於警察為什麼扣留你?這個問題可真不好回答。那年代,只要警察要扣留誰,誰就會被扣留,他們無需給你看控狀,也沒有控狀可看。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我就知道事情其實很簡單,只要讓警察覺得你沒有了利用價值,他們就不要你了。許多人被扣留後,儘量把自己變得一文不值,卻也有另一種人,根本不把扣留放在心上,他們認為,反正他們今天放了你,明天也可以把你捉進來,沒有必要爭取這些不靠譜的自由。
那時是70年代初期,後殖民地景象,正在急速形成。英國人退出去了,馬共非法了,五一三剛過去不久,一大片權力真空,就野心家垂涎欲滴,紛紛冒出來了,橫加盤剝著這個屬於人民的地盤,即便像我這樣一個鄉下來的單純孩子,也能感受到一股閉塞的空氣,在校園裡洋溢。
有個早晨,副校長來到我們班上,叫所有的馬來同學站起來,然後說,政府要給你們獎學金,你們現在到辦公室去處理手續。這事像一把刀刺向我們的胸口,為什麼政府派發獎學金不是派給全部學生?為什麼不是根據成績表現?為什麼只給一部分人,根據膚色?那是第一次,這陌生的種族主義的勞什子進入了我的心中,我們覺得在這所中學,我們是受到歧視的一群。私底下,我們互相徵詢,然而壓根兒沒有人理會我們這些不滿的聲音。後來我們又發現,那個事件並不是一個結局,而是許多類似事件的一個開端。後來,講華語也被禁了,華文書成為違禁品,華文課排在放學後,老師不是教導我們對人要平等嗎?
後來,同學們搞了一個華文學會,但是校方不許我們活動,不準利用課室開會,不許唱歌。我們在走廊上待半個鐘頭,只好散開。我奇怪我怎麼還會留戀這樣的學校?心裡儘管塞滿了死結,我們和馬來同學的友善來往並沒有中斷,年尾結業時,還跟馬來同學一齊到影像館拍了一張合照。而且,保留到今天。
又有一個早晨,是星期一,穿上母親用薯粉漿過的校服,堅挺的衣角散發出熨出來的香味,我一時精神抖擻,覺得自己彷彿前途無量。那天的週會講臺上,多了兩名穿制服的嘉賓。校長說,叫我們細聽一段演講,就坐下了。一個警長站起來,開始講話。講了大約10分鐘,都是些關於種族和經濟的東西,然後停下來,說:“各位同學,你們有問題嗎?如果有,儘量發問,我們也會盡量回答,這個會是公開的,儘管發問。”我覺得如骨梗於喉,便舉手提問。臺上的印裔校長那時坐在最左邊,顯得很緊張,猛揮手叫我坐下,但是已經被另一位臺上的警長瞧見了,叫我把問題說出來。我只好戰戰兢兢地問了幾句,後來就聽到風聲,有人說:“你進入黑名單了。”
我在血痕斑斑的牆壁前想,為什麼他們把你扣留?似乎只有一個答案,就是你太愛真相了。那年代,普通人是不允許知道太多真相的。那時候,常常聽到一個經濟的新名詞,但是老師說,你們無需瞭解太多,只需按照校方給的答案背起來,考試時照填即可。這些種種,被我的眼睛瞧見了,就是最真實的東西。別人告訴的,即便講得涕淚橫流,也沒有這些自己走過的經歷深刻難忘。既然學校沒有提供答案,我便往禁書裡查詢,跟著是一段逃離、漂泊的日子,然後在太平扣留營畫上休止符。那年代,凡是要尋找真相的人,只有一個去處,就是扣留營。
70年代有一道洪流,要解答這些學校裡沒有答案的問題,許多人以各自的姿態,投入這道洪流。我的是思考型,而非戰鬥型姿態。如果要戰鬥,就不該傻呼呼的公開發問,當出頭鳥。我其實不怎麼在乎暴露自己,你說可以公開詢問我就公開詢問了。結果他們把我請到警察局去給答案,學校和警察局,其實是同樣的機構。然後,又被送去太平扣留營沉澱。
那座山邊的巨大營房,是警察扣留所的延伸,也是專門為思想家設計的,上午有涼風,下午有熱風,傍晚有彩霞,晴天有藍空,雨天有閃電。無風無浪的日子,這裡還算是個人住的地方。
我喜歡“太平”這個名字,希望從那光禿禿的山上,飛出一朵和平的祥雲,周遊世界,降魔伏怪,那我在這裡修煉兩年,也就沒有白費。
我所在的第九區在這一大片營地的最尾端,坐卡車來這裡,要經過其他營房。放眼望去,一堵堵高牆,圍成許多格子。格子中間聳立著瞭望臺,晚上配合聚光燈照射,瞭望臺徐徐旋轉。我來的時候是白天,它沒轉動,但見有些高牆上,坐著三幾個赤著膊子,穿藍色短褲的青年。我起初以為是猴子,看清楚了,原來是人。他們紛紛向我們的車子揮手,用那學校裡被禁的華語高喊道:“同志!不用怕!”
我在這九區遇到兩個我們村裡的鄉友,也見到我的哥哥,“此處非家是我家,安居樂吃依靠它”,終於應驗。營員住滿兩個營房,大約40人,平時各自為政,做自己興趣的事,三三兩兩在一起。沒有人領導,沒有人搞學習,沒有人爬牆,沒有人喊口號,也沒有跟其他營的營員來往,所以也不知道還有哪些大人物也住在營內其他的格子裡。我想學習英文速寫,卻沒有學成,許多時候,跟營友下棋打乒乓。
終於從這裡,又回到父母親身邊,轉了一個圈,看了一回世界,早就忘了黑名單那回事。
我跟一些營員到今天還偶有聯繫,也不缺乏新鮮的話題。所發生的種種,似乎忘了,卻又不時被提起,好像並沒有過時。種族主義也還在,跟它對立存在著的,便是這些揮之不去的扣留營文化。那座空洞的營房已失去了它的存在價值,新時代的巨輪,轟隆隆從它旁邊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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