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本刊 张露华
摄影:本报 陈启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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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丽雅蒂: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听到他喊我一声母亲!
苏丽雅蒂与丈夫育有3名孩子,一家五口的画面应该温馨或吆喝声满屋,不然就是3个孩子的嬉闹声。
但是这个家却只有两姐妹的声音,偶尔会听到一阵发自喉间的声音,那是苏丽雅蒂的老二艾旦所能发出的声音 。已经7岁的艾旦,体重只有十多公斤,如婴儿般躺在床上。他自1岁开始已经停止长大,医生告诉苏丽雅蒂,艾旦将会“成为一个新的人”(become new person),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失衡,破坏脑神经进而影响正常发育。
“他出生时一切正常,只是经常生病。有一次发高烧送院,医生也找不出原因,做了很多检查后才发现是免疫系统失衡,破坏了脑神经。自此之后他就卧床无法活动,只能作出一些情绪反应,吃也只能用导管喂牛奶或流质食物。”
病发之后,艾旦就长期住院,幸好苏丽雅蒂老板体谅她,让她每天居“院”工作兼照顾孩子。直至2019年,吉隆坡中央医院设立儿童安宁医护诊所,神经科把艾旦转介给儿童安宁医护主任李志展医生,那是苏丽雅蒂第一次接触儿童安宁医护。
“我记得第一次见李医生时,开口就问他:为什么他们(神经科)把我儿子转介给你?他要死了吗?当时我脑中有很多问题。李医生笑笑安慰我说不是的,他会与神经科一起给艾旦更好的治疗。听了之后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又问了他很多问题,他很耐心的一一解释给我听,让我安心很多。”
在儿童安宁医护的介入下,艾旦情况比较稳定,李志展也教会苏丽雅蒂使用一些仪器,为艾旦回家做好准备。艾旦进院后一住就一年半,没有再回过家,若不是得到儿童安宁医护团队的支援,她也没有自信可以把孩子接回家照顾。
“很庆幸遇到他们(儿童安宁医护团队),让我学到很多照顾艾旦的知识,也认识了一些非政府组织,无论经济、心理与照顾上都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艾旦的残缺,令苏丽雅蒂几乎把全副心思都放在照顾他,另外两名孩子偶尔会抱怨妈妈偏心,让她心力交瘁之余,也对两个孩子感到亏欠。
“他可以活多久?医生没有告诉过我,但他每次出现状况入院时,我们都做好心理准备,或者说从第一天知道他的情况后,我们就已经做好准备。不过,他是一个斗士,这几年来一直很用力的活着。”
问她累不累?她说:“累啊,但我们没有放弃过。家里有一个长期卧病的孩子,需要医生支援,家人体谅,更需要经济的支持。所幸我和我丈夫的老板都很体谅我们,除了经济援助,也给我们很多方便。当然最重要的是儿童安宁医护团队,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援,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当李志展发起成立马来西亚儿童安宁疗护协会时,苏丽雅蒂全力支持及帮忙,因为她深深明白,儿童安宁医护对于需要帮助的病童及家庭而言是一盏明灯。
“当医生告诉我们艾旦的学习能力停止的时候,面对是当下最困难的事。一旦承认这个事实,就会慢慢地接受。”
如果可以,她只希望能再次听到艾旦叫一声“母亲”(ibu)和“父亲”(ayah),这是她此刻最大心愿。
叶淑仪:我不会放弃,我要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时间与制造美好回忆。
12岁的儿子问妈妈:“妈妈,以后会有人爱我吗?”叶淑仪俯低身子温柔的回答儿子:“会啊,当然会有人爱你,爱一个人是爱他的心,不是看他身体的!”
这话若是由一个孩子说出口,我们或许会觉得他是童言童语,但若他是一个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的孩子,当妈妈听到这样的问题时,心中真是五味杂陈。更令她难过的是,孩子最近因为细菌感染再次入院,往后他可能必须长期戴着氧气仪生活,但他不知道,以为出院后还可以像以前一样把氧气仪脱掉。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说,以后他必须戴着氧气仪生活!”说完这句话,叶淑仪转身拭擦忍不住掉下的眼泪。她忆述儿子的确诊经过时指出,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仍无法坐与爬,就带去医院做检查,才得知儿子是得了遗传疾病SMA,当时医生还说儿子活不过两岁,医生也无能为力,叫他们把孩子带回家。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仿如世界末日。之后他每年都会入院两、三次,晚上睡觉要给他套上氧气仪。我们知道他的病是不会好的,唯有尽力照顾他,延缓恶化进度。但我们不想放弃,尽一切能力去找SMA的资料,发现外国很多SMA个案都可以活到长大。我们相信国内很多父母都与我们一样,因为根据记录,大马每周有一名新生儿是SMA患者,一年新增病例至少52人,所以我们就在脸书上设立一个群组,联系所有SMA家长。果然2周后就有人联系我们,令我们觉得不再是孤军作战。”
We Care Journey,为SMA病患家人提供支援平台
在他们用心照顾下,儿子不但安然度过两岁;在儿子6岁大的时候,病情比较稳定时,他们设立了“We Care Journey”,为其他SMA病患家人提供一个支援平台。同时,那一年美国推出一种治疗SMA的新药,但大马还未引进,个人名义也无法向药商争取进口,于是就通过互助会,加上医生协助下,药商终于在2020年把药物引进大马。
SMA的孩子因为肌肉萎缩及无力,无法到学校学习,所以叶淑仪就请家教,让他坐在轮椅上绘画,这是他的爱好。叶淑仪表示,尽管美国已经有扶植脊椎手术的成功病例,但本地医生没有信心可以做到,所以她也唯有等待。
“我跟儿童安宁医护的连接,是因为我有一个新加坡朋友,他的女儿也是SMA。他告诉我儿童安宁医护帮了他很多,回来后就主动跟神经科医生要见儿童安宁医护专科。”而在儿童安宁医护团队指导下,她学会很多照顾的技巧及减缓症状方法,减轻了儿子的症状。
相对的,儿童医护专科知道他们成立了“We Care Journey”互助会后,只要有新病患转介到儿童安宁医护就会向病患家属介绍“We Care Journey”,互相交流与帮助。
“你无法想像我们不断在坚持与放弃中挣扎。如果问我,我会说不要放弃,我要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时间与制造美好回忆。”
与苏丽雅蒂一样,当妈妈把注意力都放在生病孩子的身上,其他孩子难免会感到被忽略。叶淑仪9岁的大儿子甚至以自残来吸引母亲的注意,唯有安排孩子接受心理辅导。她与丈夫都非常清楚孩子的情况,也要接受现实,接受“他就是他”(He is what he is),不要有太多期待。走过这段路,她体会到最重要懂得求助,不要羞愧,只要愿意开口,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
丽莉:当我回过神时,哈仑已经没有了呼吸,他在我怀里走了!
丽莉,也是得到儿童安宁医护帮助的母亲,他的儿子哈仑,最后在她的拥抱下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哈仑是天生的全前脑畸形(holoprosencephaly)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只有短短的9个月。当医生抱着哈仑交给丽莉,并告诉她没有什么可以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他转介到儿童安宁医护,生产后的丽莉还未回过神来,然后又听到“儿童安宁医护”,令她非常混淆,医生这头说无能为力,转身把球抛给别人,这个“儿童安宁医护”到底是什么?于是她立刻上网搜寻什么是儿童安宁医护,找到的结果是“临终关怀”,意思就是生命的终结。
“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叫所有的家人为哈仑祈祷,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当别人叫我为他祈祷时的那种无助心情!”
自从医生宣判哈仑的命运后,丽莉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抱着哈仑,倒数那一天的到来。家婆看不下去,训斥她不可以这样沮丧下去,每个人都会死,但精神却永远在。
“其实,自从知道哈仑的情况后,我犹如跟孩子一起被埋葬了。直至后来我带哈仑去见李志展医生,他教我如何应对哈仑的状况,我才开始有信心照顾他最后一程。虽然现在哈仑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李志展)每次见到我还是叫我Ibu Harun,提醒我还是哈仑的母亲,无论那时候在我怀里的哈伦,还是如今永远在我心里的哈仑!”
在那短短的9个月里,丽莉与家人全天候轮流照顾哈仑,丽莉更把照顾儿子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平台上,一来她需要一个情绪出口,二来可以把经验分享给面对同样问题的人,让大家在照顾这条路上不感到孤独。
哈仑临终的一刻,是在丽莉的怀中度过的。那一晚丽莉因为感冒非常疲惫,但也如常的抱着哈仑让他入睡。在她不自觉的打了个盹,大概是5分钟时间,当她醒过来时,已经听不到哈仑的呼吸声了,才发现他已经走了……
“微笑着如熟睡般的哈仑,是他留给我最美丽的回忆!”
哈仑是在疫情暴发前去世,两个月后就实行行动管制令。困在家里的那段日子,丽莉益发觉得压抑、情绪不稳定,于是再次向李志展求助,后者安排她接受心理辅导。
“经过开导后,我发现自己是因为害怕忘记哈仑,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经过治疗后,在家人陪伴下,丽莉走出了悲伤,她把哈仑种在了心里,永远不再害怕失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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