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西洋伯公道光匾

目前学界对于西洋港所在的考究，基本已有共识。根据笨珍文史研究者李文辉老师的爬梳，1885年与1913年的《新加坡与海峡殖民地索引》（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中皆记录到在槽（Choh）这个地方有个或拼作See Eo、或拼作See Ngeung Kang的港脚（Kangkar），其实两者都是“西洋”的潮汕方言读法，同时也侧证西洋港的“港”字，应作为19世纪中后期柔佛境内大量出现、主要由华人开辟经营、种植甘蜜胡椒的港脚来解。至于Choh之所在，结合昔日的西阳伯公宫口述资料，基本可断定为埔来河（Sungai Pulai）上游支流的而南槽溪（Jeram Choh）一带。

除了庙名，西阳伯公宫还有另一件令人啧啧称奇、至今悬而未解的文物。早在20年前，由南方学院主持的柔佛潮人史料搜集计划中，便已发现在西阳伯公宫所保存一块《万世永赖》牌匾，上款为“道光丙申年腊月吉日立”，落款为“沐恩治子枋澜众等敬刊”。查道光丙申年腊月，即公元1837年1月初至2月初。单以年份论之，此在柔佛境内数一数二年代久远的中文文物。此牌匾内容载于稍后出版的《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之后鲜少被提及。究其原因，或许正如当年曾担任柔佛潮人史料搜集计划助理的李文辉写在《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里的<西洋港与顺天港>一文中所言：“匾额所志年份甚早，似不符合华人大规模迁徙柔佛的历史背景，加之重新漆上红底金字，失去本来面目。对这件文物，我的态度是存而不论。“

诚然，孤证不立乃史家素养，因善意修复而导致史料失真的个案也不少见，这一切原本似乎是一条考证的死胡同，但仿佛天意弄人般，同样载于《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里的，尚有一篇由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生（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徐冠勉所翻译、出版于1780年的荷兰文献，题为<关于甘蜜的报告：它在马六甲的种植和制作>，原作者亚伯拉罕姆斯·库佩勒斯（Abrahamus Couperus）是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马六甲的初级商人（onderkoopman），文中相当详细地介绍了18世纪马六甲海峡沿岸的甘蜜种植与制作方法，其中最让我在意的，是他提到了1758年，人们开始从位于马六甲南部的“Pontjan”将甘蜜种子引进马六甲栽培一事。

“Pontjan”所指何处？若在马六甲以南，最有可能的选择，必然包括笨珍（Pontian）。我们知道，在1730年代，廖内的武吉斯副王（Yang Dipertuan Muda）达因仄拉（Daeng Chelak）已开始引进华人到廖内群岛开辟甘蜜种植园。笨珍与廖内群岛仅有一水之隔，因此1758年的笨珍地区，确实有可能出现甘蜜种植园，甚至会有华人参与其中？从这点出发，1837年的《万世永赖》牌匾，或许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突兀的发现那么简单了。

然而，若单凭一篇荷兰文章，便想鲁莽地证明华人在柔佛港主制度发轫前的18世纪便已涉足笨珍，或武断地认定西阳伯公宫里的牌匾便是上述铁证，显然会把人带去荷兰。我们必须坦诚面对1758至1837年之间的相关史料空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连牌匾落款的“枋澜众”究竟何许人也亦待解。不过嘛，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追求一锤定音，不断推敲、摸索、求教与自省的过程，所谓正确答案或许永远不会找到，但这不也是学习历史的乐趣与价值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