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們都可以做到這樣了,“不同鬥爭路線”的“華教志士”為什麼就不能放下內鬥的執念,重新整合日漸渙散、勢弱的華教團隊,以共同面對更嚴峻的挑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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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教,除了“消費”和“忽悠”承認統考課題,還有哪些是需要自我檢討的呢?
大馬華教走到今天,在肯定和感懷前人之奮鬥、勇氣和辛勞,再回看當下,很明顯華教意識在新生代社群早已渙散。華教活動的場合,常是一眼望去白髮蒼蒼,誠有後繼無人之嘆。
為什麼?或許有以下“不太中聽”的迷思。
其一,華教前輩的相續過世,華校新進的校董很多缺乏基本的華教意識,不知華教前輩興學辦校的初衷為何。甚至曾有校董問過我:“林連玉是誰?”“林連玉是不是反政府的?”
這些校董很多隻是在個人事業上有點成就,因華社華團“社交網的關係”出了點錢,被拉進或主動進入華校董事會,大抵是為其社會地位和社交人脈加分,卻未必有華教意識。有些校董甚而愛以自己公司經營模式和經驗來“評估”學校,這本是好事。但若是在缺乏華教意識下拿其所謂現代企業經營,硬套在華校學府的日常運作,成了斤斤計較的功利導向,導致那些原本在華校最珍貴的“為公”、“為教育”而不求回報、真誠回饋社會的華教情和華教精神漸漸渙散,像這樣的“搞”華教還有多大意義?
其二,華教領導人的素質問題。就個性和能力上,我是個“做事的人”,卻不適合當“領導”,本不當對這些華教校董和領導指指點點。但若要我講華教領導人的素質,只想說:“誠信”和“擔當”最重要。道理何其簡單。沒了這兩要素,講再多的領導術和企業經營,都是虛的了。
其三,跟前述又是另一極端的是,一些自命為“華教鬥士”的,其華教意識形態簡單化、教條化也就算了,卻常把這些僵化的意識形態淪為黨同伐異的鬥爭工具,而且內鬥的手段真讓“一般人”不敢恭維。在中國已成“過去式”的文革批鬥招術竟然還在大馬華教界裡屢試不爽。對外嘶喊卻發聲無力,然華教內鬥卻從不停息,把精力盡在此內耗上而樂此不疲。搞得華教團體和華教人士四分五裂,對事也對“人”的批鬥,一些所謂的“華教鬥爭”究其因,可能只是很莫名其妙的意氣之爭。
這幾年的華教節,林連玉基金會邀我寫點東西。可是我竟“擠”不出什麼“創見”,又不想“講歷史”。原因無他,面對這些年來華教的內部分裂,真讓人沮喪和失望。華教內部的包容、協商、溝通的途徑和耐性,似乎全然沒有了對話的空間。請問:這是理念問題?路線問題?還是“人”與話語權的問題?
其四,有些華教課題,本應是理性探討的,但當話題被情緒化挑起,很多時候變成只能“定調”的不容討論。稍有與華社民粹不同調者則被打為漢奸走狗。尤其是面對伊斯蘭課題和馬來文課題,更是如此。孰不知這樣的“純華人”視角,可能放在更大的馬來西亞主流社群裡,是更易引起族群撕裂和刻板化的悲劇。例如小學馬來文課本的爪夷文事件,已經很難在華社裡理性從語言文化遺產的角度,認真好好談現代馬來文與爪夷文的關聯問題。
以上華教的迷思,不見自省,而是更為惡化。當下華教的落地生根,相較前輩所走的路,著實令人堪虞。
如今,我們的國家都已是在國家元首勸告下,為穩定政局,重整經濟而組成“團結”的“聯合政府”,過去的嘴鬥文鬥惡鬥的,酸人酸到極至無線上綱的,現在都可以公開道歉,暫時放下黨派仇怨。政客們都可以做到這樣了,“不同鬥爭路線”的“華教志士”為什麼就不能放下內鬥的執念,重新整合日漸渙散、勢弱的華教團隊,以共同面對更嚴峻的挑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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