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凡/等雨停（中）

两年多后，他接到确实的消息，她出来了！

还转来她的口信。

三，

“怎么啦？”她坐在河畔那个咖啡摊子，从前他们坐过的座位。阳光穿透青龙木浓密的叶隙，在她脸上摇曳斑驳的绿影。她的黑眼珠一眨，“认不得了吗？”

她的短发更短了，才到下巴，发质干褐而稀疏，露出一弯耳廓。脸色瓷白，淡眉，齐刘海，眼睛显得圆而大。说话时，含而不露的贝齿轻咬着淡紫的下唇。当然是她。而他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陌生攫住。才两年多不见，她怎么不是思念中的样子？那熟悉的脸庞，配着颈项以下单薄如削的肩膀及身子，头脸显得异乎寻常地大，好比幼童的身躯却长着一张成年人的脸庞。

一定是自己发怔，使得她这么问。他摇头。

他感觉眼睛热胀，连忙偏过脸望向黄浊的滔滔河水。

一个马来小男孩提着篮子挨近，向他兜售糕点。他见到那种裹着班兰香气，翠绿色的木薯糕，粘着洁白的椰丝。他记得她喜欢，连忙要买两个。

“不！不要！”她摆手制止，声音嘶哑而急促。

然后各自轻啜一口咖啡。

“你知道吗？在里面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我们会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不停地审讯，殴打，我只能对罪状说是，是的。”她稍稍仰头，“这时，灯光变亮了，水，食物捧出来，每一次都有粘着椰丝的绿色木薯糕！”

“到底，怎么牵连到的？”他压低声音，显得小心翼翼。

“他是我老家来的人，念独中时的同学，托我购买一批云南白药，要转手给家乡的中药铺，说这里不会买到假货。又订了一些抗生素。”

“你买啦？”出口后顿觉多余。

 “不久他的上级落网，跟着他被抓。然后到我。我被说成为森林里的游击队供应药品！”

“你承认啦？”

她嘴角微微一哂：“东西是我买的，他们只认这个。我交代的都被说成是借口，不是吗？”

“他们确实能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目光在他脸上掠过，她语气一转，“现在，一见到粘椰丝的木薯糕我就想呕吐！”

“你，”他很为口拙懊恼，怎么想不出好的宽慰话，“你那么瘦，要多吃。出来就好了！”

她露出熟识的笑容，阳光下盛开的午时花：“别忘了，我是中医师喔，不必替我担心！”

“是，是。”他应和着笑，“蚂蚁医师。”

她自由了，却再回不去熟悉的组屋邻里，只能在家乡重新安顿生活。她租下街上双层老建筑的二楼，开了新的中医诊所。

当她要出去小岛办事，购买药材和医疗器械什么的，需要申请入境批准，手续繁杂；还要有人做担保。他一直都是担保人。

他北行日渐频密。一年半载她难得一次越过长堤。每一次她从关卡办公室里interview出来，径直步行到小贩中心二楼的“明兴茶铺”，他总在那里等候着。

有一回他们经过她旧诊所附近，特地弯了过去。阳光下景物依旧，在组屋楼下坐着闲聊的老人，有几个还认得她，远远地高声打招呼：“蚂蚁医师，很久不见啦，好吗？你怎么不回来啊？”

他俩相视一笑。他们是在这里认识的，是不是也要回到这里重建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相偕去了婚姻注册处，填写资料后，静待好日子。

等来的信件，却是结婚注册不被允准，举行任何民族婚礼也不行！因为多年前她曾经拿过工作准证，大马籍劳工要与本地公民结婚，必须得到就业总监的批准。

那时他正在电视台工作，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却每年都被内政部官员约见“啉㗝呸”（闽南话lim kopi，喝咖啡），他当舒玉担保人的事，就被那个叫老杨的官员一再问起。

“你们不好走得太近哦！”老杨灰白头发稀疏，却梳得光溜溜的；一个手势，一个转头，掀动一股古隆味，“你知道她是谁？”

他笑笑，他当然知道她是谁。

有一回老杨故作神秘地问道：“喂，你知道我刚刚去了哪里？我去了勿洞和平村和友谊村。单眼的，捭手跛脚的‘同志’，都几十岁的人了，什么‘革命’啊‘战斗’啊！到头来，还不是割树胶头！你们一定去看看，新加坡独立前的‘甘榜’（马来话：山村），都比它好多多。”

老杨也问起电视台的各种传闻，尤其那些发生在高层间的“八卦”，谁有婚外情，某某是不是同性恋？谁和谁是不是闹翻了不讲话了？等等。

他接到婚姻注册局信件后不久，老杨又来了，盯着他说道：“早跟你讲了，不要走太近，不要走太近！”他目光，声音如尖刺，“不会有好结果的，是不是？等就业总监批准，等久久啦！”

那年头，谁需要早结婚，谁应该生几个孩子，国家都有话说的。难道跟谁结婚也被管起来了？！

因为结婚的事，他还去见了他们选区的议员——当然只和议员助理会面。一身白衣白裤，摊开面前的记录，抬眼，嘴角微哂，劈头问道：“她一个月赚多少钱？”

“两千多吧。Ringgit（马币）。”

白衣白裤笑出声来：“哈哈！要再努力呀！我们很透明的，最重要一条是不能给国家添负担啊！”

他想立身拂袖离开，但硬硬按捺着，他已是溺水者，捞到什么，枯藤朽枝都要紧紧抓住。他和舒玉同龄，都是快迈入40的人了。这一关横亘着比申请入境准证，比过关卡，比应付办公室里的interview更棘手百倍。一大片浓云压着他们的下半生，刮什么风才能见晴呢？

他知道老杨是更关键的。但老杨总是摇头，摊着双手，摆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放手吧，你们都不小了，别再互相耽误。”然后回头安慰他，“你怕什么？你新加坡人，还怕讨不到老婆？买都买回来一个！”

两年后，在她家乡M埠，他们摆了两桌酒席，算是一个简单的婚宴。他们决定听从内心的意志，摆脱这另类囚禁，开始一起生活。也开始了他星期六下班后北行，过一夜回来本地上班的日子。

第二年孩子出世，没有结婚证件，只能报单亲，以母亲姓氏报生。

四，

那天是他们出发去义诊的日子。

舒玉的诊所开办一两年后，在当地渐渐有了声誉。她的妹妹舒珍搁下胶刀，从东甲老家过来柜台帮忙。还抽空跟姐姐学习针灸。

她们很快知道这个民间自发组织的义工团，开始时是一些美发师结伴到疗养院，孤儿院义剪；接着有按摩师傅加入。舒玉参与义诊使团队有了更核心的服务。每个月一个周末，在不同的地点巡回。再后来吸引热心人士出钱捐助物资，厨艺好的人出力搞义煮，义工团一到，人群聚集，剪发，推拿，针灸，看诊，聊天，吃喝……过节似的热气腾腾。（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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