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马人口和住房普查结果显示,大马城乡人口比率在1991年首次出现城市人口多于乡区人口(50.7%:49.3%)的转折点后,30年后的今天,城乡人口比例差距已扩大至75.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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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城乡人口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截至2019年,全球高收入国的城市人口比率高达81%、中等收入国为53%、低收入国更低至33%,全球平均值则为56%。
所以大马城市人口比例增加是世界银行眼中的都市化现象、是进步的象征。因为无论是理论或实际情况,都市人口在民生、教育、硬体建设、公共交通、医疗衞生、科技便利、家庭收入等方面,必定比起乡间人口享有绝对优势。所以在“公平原则”下,拉近城乡差距均被各国政府列入重大施政方针。
拉近城乡差距,参考精准扶贫
以中国为例,2013年11月首先提出“精准扶贫”的构想,亦即针对不同的贫困区域(乡区),运用科学方法针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协助、改革与管理。
大马城乡差距远没有中国来的严重,但针对性的“精准扶贫”做法是值得参考的。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著重扶贫(因为到处都有B40人口),而是改善乡区的生活条件,以便乡镇更适宜居住。
根据统计数据,丹、彭、玻、沙、砂5州城市化程度较低,与雪隆、梹、甲的情况有显著落差,但拉近城乡差距并不是要乡下人往城市迁移,因为人口都市化是国家“向上提升”的自然趋势,除非乡下民众的原居住点,因安全问题(如山崩水患)或改变生活品质的建设投资预算过于庞大,否则迁徙之事必须顺其自然。所以,政府能做的可以从提升基本生活品质(水电供应)、教育公平、医疗卫生、交通建设、地方政治(选举)著手。
成立“特委会”推动乡间发展
多年来,国内一再发生各种个案,如必须奔波数百公里送婴儿就医,当然药石罔效;为了上课,学童每天步行山路2小时才能到校;疫情上网课时必须爬上树接收讯号,当这类个案多了就形成常态,如果是常态就必须改变,这样才能改变乡下人的命运!
拉近城乡差距,改善乡民生活,不是靠一个年度预算只有18亿818万的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可以完成的,根据普查,2020年乡村人口多达810万。所以我们建议团结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推动乡区发展。举凡农业及食品安全部(年预算23.8亿)、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年预算8.4亿)、交通部(年预算7.7亿)、卫生部(年预算170.5亿)、地方政府发展部(年预算8.8亿)、教育部(年预算250亿)一起参与。
以上所列金额是“迷你财政预算案”所通过的,所以组织特别委员会,仿效中国科学化的精准扶贫计划,不要让建设经费被贪官中饱私囊,改革还是有机会的。
考虑重启“地方政府”选举以防弊
为了防止营私舞弊,大马政府是时候考虑推动“地方县市政议员”(成立县市议会)选举。自1965年以来,我们就中止地方政府与议员的选举,反而是由州政府通过政治委任的方式挑选最接近民众的地方官员,这些小官员的职责包括处理废弃物、通知通水沟、清河道、修补道路、帮忙申请商业执照……,职权虽小但却对改善市容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有很大影响。结果,今天水沟堵塞、道路破损却成了国州议员的“重责大任”!
缺乏选举这一问责机制,地方政府的贪污问题会十分严重。大马反贪会在2014年至2019年接获1871宗有关地方政府官员贿赂贪污的投报。从都市到乡间,各自地方官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由中央政府拨款的金额可能相当庞大,这些财政收入和预算如果不经由民选的县市议员监督,贪官直接放入口袋的贪渎情况可想而知,这将成了团结政府打贪的缺口。
另外,随着土著城市人口的增加,政治人物不能再以种族因素作为反对落实地方选举的“理由”。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人口中土著最多,约1410万人(62.6%),接下来是华裔640万人(28.6%)、印裔180万人(8.1%)和其他种族20万人(0.7%);因此,再以种族因素来说事,指城市居民以华裔居多,担忧华裔掌控地方议会,都只是经不起推敲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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