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尾開始當一名菜鳥記者。要承認自己“菜”,也確實需要一段時間的心理建設,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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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出了3個星期的新車,已經兩邊前面撞了3次。再來就是碰上雨季,每天溼漉漉的天氣,甚至有一次戶外採訪停好車後突然下雨,一時不知所措的我撥電給副主任,支支吾吾幾分鐘也不知該說什麼。是想問她可以怎麼辦?她也控制不了雨停啊。之後和人說起,她笑:你是要副主任給你送傘?
後來我想,大概是求個心安。心不安是做不了訪問的,這也是最近領悟的事。當副刊記者前也有過幾次特約採訪經驗,第一次是18歲那年,臨時收到隔天在國家語文局訪臺馬兩地作家,還用了馬來文來談。
年輕是很有膽的。那天去的路上有點小怕,但真到了也就大大方方,心想這樣或許能掩飾某種心虛。
這麼些年過去了,聽到最多的還是被說“年輕”,不論其中褒貶的話,也只有自己知道真不是那麼回事。做事多了“顧慮考量”,該不該想的都會先想,想到後來就不敢做。怕搞砸,怕被人批評,怕天下雨,怕走路跌倒……凡事求周全,偶爾道個歉好像也沒不好。年輕似乎不該是這樣。
訪問早前對我來說很累人,主要是與人對話這件事就不是他人想像中輕鬆,於是很常採訪之前會有很深的憂慮。一旦憂慮,心就不安,心不安就無法在一個客觀的位置聆聽、觀察以至於感受。做不到這些,甚至就無法對話。而我越來越覺得寫報道需要“對話”,那不一定是當下你們語言上的一來一往,而是記錄者如何通過文字把訪問回來內化的感受,去與受訪者的故事或觀點進行整合,那像是一種化學合成。化學的迷人在於,看似有各種公式解釋了事情的結果,但“發生”又怎麼解釋得了?
於是記錄的當兒需不斷拿捏投入與抽離的尺度,我也有好多要學。尤其是當有人對你的評價是“細膩”,便更該警惕它的一發不可收拾——細膩的泛濫。要收,要收。一起進來的同期,我們明顯站在天秤兩端——大我與小我、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宏觀與微觀……我挺喜歡與她一塊,反面有時也是出口。
說迴心安與客觀的位置。當副刊記者前,做了一兩年的自由工作者,多數時候是服務。客戶付錢,你盡己所能站在他的角度解決問題,我覺得那再理所當然不過。後來專注做了記者,有一次採訪安排3位受訪者坐在沙發,侷限之下我則坐在他們面前的一張小凳子,側看有點仰視之感。一位前輩就問,需不需要換去會議室?那裡有桌椅,記錄、坐著也比較舒服。也是後來才發現,採訪需要一個“舒適的位置”,你與受訪者面對面地互相給予與接收,那是對等的。姿態要是一不小心放高或放低,那都可能誤事。
這3個月,至少慢慢從習慣服務的姿態中走出來。有一次為了大選上書新政府的課題到一間流浪漢收容中心採訪,中心在半山芭,那天一路上頂著一朵巨無霸烏雲。半山芭車多也亂,雨是四面八方地下,但就是亦步亦趨地前進。終於到了,負責人牧師與我招手,他領我到樓上的住宿看,零零散散地住著一些老人,老人躺在床上看我這個外來者看著他。前方有一個白板用工整的楷體寫了一些人名,有些名字被線劃去,牧師說他們就是走了,有些老死有些病死的。
我無法在這裡與你訴說一位菜鳥記者當下的觸動,但能確切地說這樣的訪問極其心安,像誰也不欠誰,且擺在眼前就是活生生的現實。那麼多人問,在這裡開心嗎?也有那麼多好奇的眼神想知道我當記者的理由。我從說不出理由,但我想來這裡至少是給自己機會找一個答案。
同事說,有些時候採訪會聽到一些讓你起雞皮疙瘩(毛骨悚然?)的故事,我是記不起原話了,但那大概是一種觸動。在僵化的日常裡,有過一些觸動,總比沒有來得好。(只要先不去考慮觸動的代價)
從半山芭收容中心回去的時候雨已經停了,天氣涼涼的,幸好那天沒有再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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