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司法篇】当判决出现争议时，我们还能相信公义吗？

“司法不公，天理何在！”

2022年4月，沈可婷案在高庭被推翻判决，涉案轿车司机改为罪成，华文社交媒体评论区马上被上述八字留言淹没，远比平时逢死必留言的“阿弥陀佛党”还要泛滥。9月份，副首相阿末扎希贪污案的40项控状表面罪名不成立，又引起一小波八字留言潮。相比稍早8月份，前首相纳吉罪成入狱时，是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换个角度想，对纳吉死忠支持者而言，判决何尝不是他们的“司法不公”？

只要判决不如预期，就高喊“司法不公，天理何在”，这反映的究竟是愤怒情绪，还是针对判决细节的理性质疑？

司法真的不公吗？我们还能相信司法吗？说明专访来意，执业律师刘毅龙先是分享，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润于2019年上任后，司法界其实迎来一片新气象。他说，大法官劝导同业在做有争议的判决时要勇敢遵循法律原则判断，即使判决可能对当权者不利，甚至不符合公众期待，都要勇敢下判。（别急，请耐心读下去。）“因为法院是讲法律和证据，不是讲情绪，这样的提醒其实给予法律从业员很大的力量。”

法律程序牵涉法官、检察官、警官、证人等众多人员，你我也见过执法人员甚至法官受贿的新闻，这难免动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不过，对圈内人而言，除了大法官的勉励和打气，目前法院文件已初步电子化和公开，也算是司法改革的一小进程。

谈回2022年最轰动的案件──沈可婷案，刘毅龙说，社会有情绪化反应在所难免，因为它包含了过去数十年来种族分化，经济不均造成的族群间不信任。法律界人士能做的是尽可能将当中的法律概念白话普及，引导公众用更理性的态度去看待案件，但公众有没有办法吸收概念就见仁见智。例如，当时有律师尝试分析沈可婷选择“不宣誓自辩”的利弊，然而沈可婷自有选择的权利与考量，并没有对错。

理性看待，公义仍在

如何理性？先拆开来谈“司法不公”。刘毅龙认为民众可以质疑判决是否准确，但若没有根据法官判词，只是愤怒空喊口号，其实只会强化社会对司法不信任。当社会不相信司法，人们可能不愿诉诸法律行动而采用威吓等方式私了。“那社会会变得很乱，才会是真正的不公不义。”

他提醒，民众必须了解我国的司法制度是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或称抗辩式诉讼制度）。意即，法官是被动的，透过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和法律原则找出最对的法律诠释。“所以判决可能不如我们期待，并不是司法不公，而是可能牵涉到参与诉讼的各方出现失误，导致法官没有办法产生社会所期待的公正判决。”

再解构第二部分“天理何在”，刘毅龙先搜查“天理”的定义是常理或公众可以接受的道理。沈可婷案之所以引起广大争议正是有违公众认为的常理——脚车少年也有错，为什么不惩罚他们？

“（大众）可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不代表法律没有必要去决定沈可婷有没有疏忽驾驶的问题。”刘毅龙说，人们常常把两者绑在一起讨论，然而单就沈可婷案，还有上诉程序，民众不需要现在就以情绪判断。

同样被网民质疑“天理何在”的还有阿末扎希案。刘毅龙点出，检控方的确没有传召到关键证人，一些证人的证词反复也缺乏可信度。证据不足，法官又该如何下判？即便是已经定罪的纳吉，他的支持者也会认为“司法不公”，而他也已经申请司法审核，透过司法程序讨回他认为的公道。

有必要让公众了解司法

我们还能相信司法吗？这个提问或许得改成，我们真的了解司法吗？

刘毅龙提醒，传统上和道德上，法官没有办法和公众直接对话。“法官不能发文告或开记者会回应公众的指控，因为在法院讲的是法律和证据，法官的回应只有一个，就是判决书。”他强调，没有根据判决而做的情绪化反应，其实无助于推动司法进程。

对此，他认为媒体从业员有责任深入报道法庭案件，把法院的判决浅白转述给公众。“法律界人也要自省。”他举例，逢重大案件，律师公会也只是发文告，并没有更有组织地让公众更了解法律。例如台湾有民间自发组成的“法律白话文运动”；新加坡的法院资讯非常公开透明，系统有互动式设计，让公众可以看到一套法律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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