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在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推薦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編務工作的陳獨秀受邀擔任文科學長。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也名列在內。這些年輕教授有抱負,想施展卻找不到方向。摸索之餘,“他們忽然感到清涼了,爽快了,豁然開朗了。他們興奮的互相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感到有陣風來了,那是東風。東風來了,來自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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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讀李敖〈播種者胡適〉,茅塞頓開。“東風來了”一句,讓我心潮澎湃。1917年9月,胡適到北京大學教書。“蔡校長仔細看了看他,然後露出高興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歡了這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輕人。”李敖這麼寫。
東風即春風。陳之藩寫胡適時用書名《在春風裡》,形容後者風範。9篇紀念文章中,5篇以胡適給他的信作內容。1947年,陳之藩大學三年級,在廣播裡聽到胡適演講後,給胡適寫信,表達其中不同意見。胡適很快回信,此後通信不斷。陳之藩形容胡適“沒有進亦憂,退亦憂,他是進亦樂,退亦樂。他看到別人的成功,他能高興得手舞足蹈,看到旁人的失敗,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長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長,已不足以形容。”胡適寫信都有年份,省得後人考證麻煩。陳之藩若疏忽年份,收到回信必是“不要忘了寫年”。
讓人如沐春風的智者世間不缺。遇上最好,遇不上則從書齋中填補遺憾,從他人文字感受人間美好一面。蔡元培和陳獨秀長鬍適不少,陳之藩比胡適年輕幾十歲。思維開闊始終是前提,情誼不一定從同輩中取得,忘年之交所散發的人性光芒,一樣讓人讀得津津有味。
虎年一過,就是兔年。胡適屬兔,所以想起他。胡適初到北大,不足27歲。個人學養與才華,是他名滿天下的憑藉,但是蔡元培和陳獨秀對他的知遇,卻為五四運動增添溫情。陳獨秀在蔡元培去世後有感而發:“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蔡元培和陳獨秀也屬兔。胡適出生於辛卯1891年12月17日,被稱小兔子。陳獨秀出生於己卯1879年10月9日,為二號小兔子。蔡元培出生於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是老兔子。胡適隨陳獨秀的話戲稱“北大是由於3只兔子而成名的”。
無意中背熟胡適的詩
胡適眼中的蔡元培德高望重,無權位欲,無名利心,雅量讓人難忘。掌校北大後,採取新舊俱羅,兼容幷蓄方針。當時新舊之爭不斷,非常熱鬧。胡適比學生大不了幾歲,其中不乏國學根底深厚者。只看胡適幾篇文章就斷定他為人中豪傑,蔡元培胸襟之大,至今熠熠。陳獨秀推薦胡適,慧眼一樣獨特。1916年底,在美國讀書的胡適,將〈文學改良芻議〉寄到《新青年》,發表在第2卷5期上,緊接下來一期,陳獨秀刊出自己撰寫的〈文學革命論〉聲援胡適,鏗鏘有力的話是這一段:“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胡適“暴得大名”,陳獨秀是始作俑者。
蔡元培、陳獨秀、胡適3人都和政治牽扯不斷。蔡元培表面文質彬彬,溫和寬厚,但是革命情懷一貫始終,該離開書齋時就不躲於人後。陳獨秀為人滿腔熱血,有不羈之才,從不缺席轟烈運動。胡適為人冷靜,雖然強調容忍,卻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座右銘。3人除了在學術研究上有爭議,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常歸向不同陣營,彼此不會強求對方,不曾影響友誼。
“山下綠叢中/露出飛簷一角/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對他高唱舊時歌/聲苦無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溫舊夢。”李敖在〈播種者胡適〉篇首引胡適〈舊夢〉,這是胡適在另一個兔年,丁卯1927年7月所寫。余光中在《左手的繆思》中引此詩說胡適在詩史上重要性“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他認為臺灣“幾乎任何新詩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嘗試集》”,又說“不該把他的新詩登了又登”。李敖不會同意余光中看法,他引過幾次,應該是喜歡這首詩的。
確實不必一刀切。胡適有不少詩的意境讓我讀後難忘,也無意中背熟。春節到了,寫字送給和我一樣兔年出生的同學。兔年來了又走,走了再來。夢雖舊,有夢還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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