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虹/悬崖

当我终于找到我的青年旅舍时，我已经浑身湿透，又冷又累。洗过澡后，我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直到被一阵嗡嗡声吵醒。

昏暗中有个女人举着吹风筒吹头发。见到我，她没有转过身，而是对着镜子里的我微笑。镜子中的两个女人相视而笑。伫立在镜子前的那个女人看起来神采奕奕，一头玉米烫张扬地顶在脑袋上，使她原本就娇小的身躯看起来更小。她精心装扮了一番，赭红色的北欧风提花毛衣，浅棕色卡其裤的大半截藏在深褐色长筒靴里。一对大圈耳环在阴影里闪闪发亮。房间里弥漫着香波和香水的浓郁气味。

我吵到你了吗？她回过头来问道，但并没有看我。

噢，没有，我只是在倒时差，我说。

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找点乐子？

她叫奈伊玛。两个男孩的母亲。外贸公司的职员。香熏爱好者。只要她在，甚至是在她离开后好一会儿，整个房间都会飘散着各种香气。她说的我们是她和寝室的其他女孩，人数和成员总是不固定，3个或5个，取决于那天有哪些人在寝室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对那些乐子感兴趣。

今晚她们要去“玉榭小地窖”。这家爵士乐俱乐部曾出现在《爱乐之城》里。同行的两个女孩——娜塔莉和金是大学生，比奈伊玛年轻许多，似乎对去酒吧这件事更热衷，花更多时间在化妆上。她们的床上凌乱地放着各种东西——化妆包、充电器、睡裤、孤独星球的旅游指南、皱巴巴的巴黎地图。奈伊玛反倒显得不那么兴奋或满怀期待。不过她看起来还是很欢快。她总是热情洋溢，极少提出反对意见，极少对人冷嘲热讽或说泄气的话。

但在维持秩序和寝室的整洁这件事上就不一样了。奈伊玛精力充沛，有足够的能耐确保寝室里的公共空间——简陋的浴室和一张塑胶方形餐桌永远干净、井井有条。这会儿她果然像一个母亲，孜孜不倦，一会儿对着镜子抚弄头发，一会儿整理搁架上的洗漱用品，然后又检查餐桌上的那些零食包装袋和饮料瓶是不是空的。

我的天呐，这究竟是多少个莴苣姑娘掉的头发？她一边说，一边将一团头发扔进垃圾桶里。

哎哟喂，这是准备为老鼠和蟑螂开派对吗？

你不会怪她好管闲事。奈伊玛就是有这股魄力。即便有时她有点气势凌人。对着她，你不会生气，也不会想要较真。

我没有和她们一起去玉榭小地窖。那是我在巴黎的第一个晚上，我不想去什么俱乐部。我感到疲惫、恍惚，以及无所适从。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一直想去巴黎。就像许多文艺青年那样，巴黎是我的梦想之都，那里有我为之着迷的一切——塞纳河畔，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波伏娃，杜拉斯在召唤我，我的灵魂热切渴望受到他们的洗礼。

第二天并不比第一天好过。我一上街就险些遭抢劫。在北站的地下通道，三个吉普赛女孩围堵我，将我逼到墙角，企图夺走我的照相机和钱包。一个路过的男人及时解救了我。这使我更加恐惧这座城市。这里充满了甜蜜与惊喜，却也暗藏各种危险和未知。

我惊魂未定。午后，我们一起去花神咖啡馆喝咖啡。只有奈伊玛和我两个人。露天座位已经满了，我们坐在靠近门口的桌子旁。点一杯咖啡你还会得到一小块印有花神咖啡馆标志的巧克力。奈伊玛把她的巧克力送给了我。

她能说流利的法语。看着她一边看菜单，一边淡定地和侍者说话，我心生艳羡。不只是她，周围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人们从容不迫地推开门，优雅、自信地用餐和交谈。我却总是胆怯、窘迫，总是感到难为情。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下子我终于能看清奈伊玛的脸了。那张脸偶尔会紧绷、抽搐，眉毛稀疏，额头有几条细纹，下巴有点松弛。惹人注目的是那只左眼。奈伊玛的左眼严重斜视。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她总是心不在焉。

事实是她一直都在倾听。这在往后的岁月里都得到了证实。（“你说过你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记得。”“我看了你上次说的《午夜巴黎》了！”）

你说这是你第一次出国。为什么是巴黎？奈伊玛问我。

我想寻找一点光。

怎么了？你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我好像已经能预见我的未来了。

那你看到什么了？

一潭死水。

所以你也是来朝圣的。她用了“朝圣”这个词。

没错。今天早晨我已经去蒙帕纳斯公墓了。

那你在那堆骷髅里找到你的人生意义了吗？

没有。我苦笑了一下。

谈谈瓜德罗普吧。我对它一无所知。在那里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说。

到处都是树。还有海风。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热风。阳光、沙滩、香蕉。我的童年就是在香蕉园度过的。剩下的就是生老病死了。

听起来很像我们那里。

C’est la vie. 人生苦短，所以我们应该找点乐子！

奈伊玛比我早两个礼拜来到巴黎。她辗转于不同的酒店。最初的几天，她住在豪华的大饭店里。然后是档次低一些的连锁酒店。最后是廉价的青年旅舍。每换一个地方，她都能结交到新朋友，和他们一起在巴黎的街头游荡，流连于各种酒吧、公园和博物馆。

我说我很难交到新朋友。她说别担心，不要害怕。要记住这趟旅行的目的。你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你已经拥有了。

奈伊玛要回巴斯特尔了。我要回我的洼地了，她笑着说。她看起来丝毫没有不舍，虽然她说她爱巴黎爱得要命。

我们在旅舍的餐厅道别。那时我有点沮丧。我起得很早，情绪难得高涨，打算去奥赛美术馆看《隆河上的星夜》。排队取面包时，我不小心将刀叉掉落到地上，捡起来后又不小心碰掉了盘子里的香肠。一个男人皱着眉，夸张地做出“嘘”的手势。就在我转身时，他一边摇头，一边冷笑着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我面红耳赤，羞耻感如旋风般向我袭来。

我和奈伊玛用力地拥抱。是她先对我张开双臂的。

不要害怕，她再次对我说。在这里，你只要记住你是雪。她叫我雪。那是我的中间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这样呼唤我。

你只要像雪那样活着。临走时，她铿锵有力地说道。

像雪那样活着。

我就是雪。

奈伊玛走后，我失落了几天。这很奇怪。我感到更加孤独、恐惧了。

我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偶尔突如其来的阳光使我想念起赤道的阳光来。我不停地走，寻遍那些我从电影和书本知道的地方。红磨坊。丁香园。马克西姆餐厅。洗濯船。

夜里，我疲倦又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现在我视我们的寝室为女生宿舍了），爬上我的上层铺位，拉上帘，睁着眼回忆白天的一切。我还写日记。那段日子我总在尝试写点什么。我被幸福感和安全感笼罩着。我感慨不已，知道这一切来得不易。像雪那样活着。奈伊玛的话盘旋在我脑海里。

很快我的钱花光了。在奈伊玛离去后一个礼拜，还是在一个阴郁，下着绵绵细雨的午后，我离开巴黎，回到了乌拉港。

两年后，我想起奈伊玛。我给她发简讯，告诉她我的近况。我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我们搬到了吉隆玻，住处附近也有酒吧和咖啡馆，但这一切都远远不及巴黎。

“我真是太开心了！你一定会幸福的。真正的生活这才要开始呢。我的长子已经上初中了。他再也不哭哭啼啼，真的是长大了。我呢，一切如故，没什么可抱怨的。”

“圣诞快乐！我们这儿也没有白色圣诞。”

“你为什么不考虑找新工作呢？换种生活方式，未尝不是好事。”

“我太想念巴黎了。想念和你一起在花神咖啡馆的那个下午。你激励了我。”

“生活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抱怨的。”

“活着就很好了！”

老实说，我不喜欢她提到那趟巴黎之行。那只会提醒我眼下的生活有多乏味、绝望。这些年来，我经历了结婚、搬家、母亲病逝——那些人们说的人生大事，但不知为何，我却感觉什么都没有改变。没有。

令我愤懑的还有奈伊玛依然是那个奈伊玛。一样的语调和笑声。那个底气十足，永远乐观、积极的奈伊玛。看看那些她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那棵装饰着圣诞球和姜饼人的圣诞树。蓝天、白云和沙滩。新年的烟花。一个又一个的生日蛋糕。

那场旅行并没有为我带来梦寐以求的重生（“你究竟想要什么呢？”）。我原以为会的。一丝掺杂着甜蜜、苦涩与冒险的味道。我曾经多么迷恋这种感觉啊。在巴黎时，我拍了无数张照片，天真地以为回去后可以办一场摄影展，向所有人展示我的决心和能耐。我甚至真的尝试写了点东西。但到头来我只感到力不从心，倦怠，自怨自艾。

巴黎不过是个幌子。

奈伊玛忽然消失了。从社交媒体上消失了。了无音讯。再也没有照片，没有简讯。我们陷入到长时间的沉寂之中。

她再次出现是在去年年底。那时候，不只是我，整个世界都深陷在泥淖之中。一天凌晨，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人蓄着超短卷发，戴着墨镜，穿着一件鲜艳的花卉连衣裙。她的身后是一片绿松石色、清澈见底的海水。不远处有茂密的树林和山崖。

你瘦了，也更美了，我说。

她说她病了。不是新冠肺炎。多发性硬化症，她说了一个我从未听闻的词。

“已经4年了。没关系。我还活着，这已经足够幸运了。”

我在网上搜索“多发性硬化症”。我看到“感觉异常”、“吞咽障碍”、“慢性疼痛”、“抑郁症”这样的词汇。还有“单侧视力受损”。我想到了那只斜视的左眼，那只看起来漫不经心的眼睛。

“所以巴黎之旅对我很重要。那时我已经病了。我想要及时行乐。”

“我想我是中了十氯酮的毒了。我吃太多香蕉了，哈哈。”

那个身穿赭红色毛衣、浅棕色卡其裤，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香水味的女人再次出现在我眼前。她慷慨激昂地说着话，大笑着，表现出惊人的耐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许当时她已经开始被疼痛折磨，也许她也处在对未知的将来的恐惧、担忧之中。

那个午后，从花神咖啡馆出来后，我们还去了圣母院。尽管春天巴黎的天空总是灰白、阴郁，我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我终于目睹卡西莫多的钟塔了。奈伊玛坐在靠近祭坛的长椅上低头祈祷。她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也坐了下来，坐在她后面的长椅上。望着空无一人的祭坛，我突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那时我以为自己是那个需要救赎的人。

奈伊玛。亲爱的奈伊玛。她才是那个真正站在悬崖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