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虹/懸崖

當我終於找到我的青年旅舍時，我已經渾身溼透，又冷又累。洗過澡後，我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著，直到被一陣嗡嗡聲吵醒。

昏暗中有個女人舉著吹風筒吹頭髮。見到我，她沒有轉過身，而是對著鏡子裡的我微笑。鏡子中的兩個女人相視而笑。佇立在鏡子前的那個女人看起來神采奕奕，一頭玉米燙張揚地頂在腦袋上，使她原本就嬌小的身軀看起來更小。她精心裝扮了一番，赭紅色的北歐風提花毛衣，淺棕色卡其褲的大半截藏在深褐色長筒靴裡。一對大圈耳環在陰影裡閃閃發亮。房間裡瀰漫著香波和香水的濃郁氣味。

我吵到你了嗎？她回過頭來問道，但並沒有看我。

噢，沒有，我只是在倒時差，我說。

你想不想跟我們一起出去找點樂子？

她叫奈伊瑪。兩個男孩的母親。外貿公司的職員。香薰愛好者。只要她在，甚至是在她離開後好一會兒，整個房間都會飄散著各種香氣。她說的我們是她和寢室的其他女孩，人數和成員總是不固定，3個或5個，取決於那天有哪些人在寢室裡——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對那些樂子感興趣。

今晚她們要去“玉榭小地窖”。這家爵士樂俱樂部曾出現在《愛樂之城》裡。同行的兩個女孩——娜塔莉和金是大學生，比奈伊瑪年輕許多，似乎對去酒吧這件事更熱衷，花更多時間在化妝上。她們的床上凌亂地放著各種東西——化妝包、充電器、睡褲、孤獨星球的旅遊指南、皺巴巴的巴黎地圖。奈伊瑪反倒顯得不那麼興奮或滿懷期待。不過她看起來還是很歡快。她總是熱情洋溢，極少提出反對意見，極少對人冷嘲熱諷或說洩氣的話。

但在維持秩序和寢室的整潔這件事上就不一樣了。奈伊瑪精力充沛，有足夠的能耐確保寢室裡的公共空間——簡陋的浴室和一張塑膠方形餐桌永遠乾淨、井井有條。這會兒她果然像一個母親，孜孜不倦，一會兒對著鏡子撫弄頭髮，一會兒整理擱架上的洗漱用品，然後又檢查餐桌上的那些零食包裝袋和飲料瓶是不是空的。

我的天吶，這究竟是多少個萵苣姑娘掉的頭髮？她一邊說，一邊將一團頭髮扔進垃圾桶裡。

哎喲喂，這是準備為老鼠和蟑螂開派對嗎？

你不會怪她好管閒事。奈伊瑪就是有這股魄力。即便有時她有點氣勢凌人。對著她，你不會生氣，也不會想要較真。

我沒有和她們一起去玉榭小地窖。那是我在巴黎的第一個晚上，我不想去什麼俱樂部。我感到疲憊、恍惚，以及無所適從。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歐洲。我一直想去巴黎。就像許多文藝青年那樣，巴黎是我的夢想之都，那裡有我為之著迷的一切——塞納河畔，莎士比亞書店，海明威，波伏娃，杜拉斯在召喚我，我的靈魂熱切渴望受到他們的洗禮。

第二天並不比第一天好過。我一上街就險些遭搶劫。在北站的地下通道，三個吉普賽女孩圍堵我，將我逼到牆角，企圖奪走我的照相機和錢包。一個路過的男人及時解救了我。這使我更加恐懼這座城市。這裡充滿了甜蜜與驚喜，卻也暗藏各種危險和未知。

我驚魂未定。午後，我們一起去花神咖啡館喝咖啡。只有奈伊瑪和我兩個人。露天座位已經滿了，我們坐在靠近門口的桌子旁。點一杯咖啡你還會得到一小塊印有花神咖啡館標誌的巧克力。奈伊瑪把她的巧克力送給了我。

她能說流利的法語。看著她一邊看菜單，一邊淡定地和侍者說話，我心生豔羨。不只是她，周圍所有人看起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人們從容不迫地推開門，優雅、自信地用餐和交談。我卻總是膽怯、窘迫，總是感到難為情。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這下子我終於能看清奈伊瑪的臉了。那張臉偶爾會緊繃、抽搐，眉毛稀疏，額頭有幾條細紋，下巴有點鬆弛。惹人注目的是那隻左眼。奈伊瑪的左眼嚴重斜視。這容易使人產生錯覺，以為她總是心不在焉。

事實是她一直都在傾聽。這在往後的歲月裡都得到了證實。（“你說過你想成為一名作家。”“我記得。”“我看了你上次說的《午夜巴黎》了！”）

你說這是你第一次出國。為什麼是巴黎？奈伊瑪問我。

我想尋找一點光。

怎麼了？你對生活失去信心了嗎？

也許吧。我不知道。我好像已經能預見我的未來了。

那你看到什麼了？

一潭死水。

所以你也是來朝聖的。她用了“朝聖”這個詞。

沒錯。今天早晨我已經去蒙帕納斯公墓了。

那你在那堆骷髏裡找到你的人生意義了嗎？

沒有。我苦笑了一下。

談談瓜德羅普吧。我對它一無所知。在那裡生活是什麼樣的感覺？我說。

到處都是樹。還有海風。我們有無窮無盡的熱風。陽光、沙灘、香蕉。我的童年就是在香蕉園度過的。剩下的就是生老病死了。

聽起來很像我們那裡。

C’est la vie. 人生苦短，所以我們應該找點樂子！

奈伊瑪比我早兩個禮拜來到巴黎。她輾轉於不同的酒店。最初的幾天，她住在豪華的大飯店裡。然後是檔次低一些的連鎖酒店。最後是廉價的青年旅舍。每換一個地方，她都能結交到新朋友，和他們一起在巴黎的街頭遊蕩，流連於各種酒吧、公園和博物館。

我說我很難交到新朋友。她說別擔心，不要害怕。要記住這趟旅行的目的。你是為了尋找生活的意義。你已經擁有了。

奈伊瑪要回巴斯特爾了。我要回我的窪地了，她笑著說。她看起來絲毫沒有不捨，雖然她說她愛巴黎愛得要命。

我們在旅舍的餐廳道別。那時我有點沮喪。我起得很早，情緒難得高漲，打算去奧賽美術館看《隆河上的星夜》。排隊取麵包時，我不小心將刀叉掉落到地上，撿起來後又不小心碰掉了盤子裡的香腸。一個男人皺著眉，誇張地做出“噓”的手勢。就在我轉身時，他一邊搖頭，一邊冷笑著說了句我聽不懂的話。我面紅耳赤，羞恥感如旋風般向我襲來。

我和奈伊瑪用力地擁抱。是她先對我張開雙臂的。

不要害怕，她再次對我說。在這裡，你只要記住你是雪。她叫我雪。那是我的中間名。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她這樣呼喚我。

你只要像雪那樣活著。臨走時，她鏗鏘有力地說道。

像雪那樣活著。

我就是雪。

奈伊瑪走後，我失落了幾天。這很奇怪。我感到更加孤獨、恐懼了。

我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偶爾突如其來的陽光使我想念起赤道的陽光來。我不停地走，尋遍那些我從電影和書本知道的地方。紅磨坊。丁香園。馬克西姆餐廳。洗濯船。

夜裡，我疲倦又心滿意足地回到宿舍（現在我視我們的寢室為女生宿舍了），爬上我的上層鋪位，拉上簾，睜著眼回憶白天的一切。我還寫日記。那段日子我總在嘗試寫點什麼。我被幸福感和安全感籠罩著。我感慨不已，知道這一切來得不易。像雪那樣活著。奈伊瑪的話盤旋在我腦海裡。

很快我的錢花光了。在奈伊瑪離去後一個禮拜，還是在一個陰鬱，下著綿綿細雨的午後，我離開巴黎，回到了烏拉港。

兩年後，我想起奈伊瑪。我給她發簡訊，告訴她我的近況。我結婚了，嫁給了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記者。我們搬到了吉隆玻，住處附近也有酒吧和咖啡館，但這一切都遠遠不及巴黎。

“我真是太開心了！你一定會幸福的。真正的生活這才要開始呢。我的長子已經上初中了。他再也不哭哭啼啼，真的是長大了。我呢，一切如故，沒什麼可抱怨的。”

“聖誕快樂！我們這兒也沒有白色聖誕。”

“你為什麼不考慮找新工作呢？換種生活方式，未嘗不是好事。”

“我太想念巴黎了。想念和你一起在花神咖啡館的那個下午。你激勵了我。”

“生活就是這樣的。沒什麼可抱怨的。”

“活著就很好了！”

老實說，我不喜歡她提到那趟巴黎之行。那隻會提醒我眼下的生活有多乏味、絕望。這些年來，我經歷了結婚、搬家、母親病逝——那些人們說的人生大事，但不知為何，我卻感覺什麼都沒有改變。沒有。

令我憤懣的還有奈伊瑪依然是那個奈伊瑪。一樣的語調和笑聲。那個底氣十足，永遠樂觀、積極的奈伊瑪。看看那些她分享到社交媒體上的照片。那棵裝飾著聖誕球和薑餅人的聖誕樹。藍天、白雲和沙灘。新年的煙花。一個又一個的生日蛋糕。

那場旅行並沒有為我帶來夢寐以求的重生（“你究竟想要什麼呢？”）。我原以為會的。一絲摻雜著甜蜜、苦澀與冒險的味道。我曾經多麼迷戀這種感覺啊。在巴黎時，我拍了無數張照片，天真地以為回去後可以辦一場攝影展，向所有人展示我的決心和能耐。我甚至真的嘗試寫了點東西。但到頭來我只感到力不從心，倦怠，自怨自艾。

巴黎不過是個幌子。

奈伊瑪忽然消失了。從社交媒體上消失了。了無音訊。再也沒有照片，沒有簡訊。我們陷入到長時間的沉寂之中。

她再次出現是在去年年底。那時候，不只是我，整個世界都深陷在泥淖之中。一天凌晨，她給我發來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女人蓄著超短捲髮，戴著墨鏡，穿著一件鮮豔的花卉連衣裙。她的身後是一片綠松石色、清澈見底的海水。不遠處有茂密的樹林和山崖。

你瘦了，也更美了，我說。

她說她病了。不是新冠肺炎。多發性硬化症，她說了一個我從未聽聞的詞。

“已經4年了。沒關係。我還活著，這已經足夠幸運了。”

我在網上搜索“多發性硬化症”。我看到“感覺異常”、“吞嚥障礙”、“慢性疼痛”、“抑鬱症”這樣的詞彙。還有“單側視力受損”。我想到了那隻斜視的左眼，那隻看起來漫不經心的眼睛。

“所以巴黎之旅對我很重要。那時我已經病了。我想要及時行樂。”

“我想我是中了十氯酮的毒了。我吃太多香蕉了，哈哈。”

那個身穿赭紅色毛衣、淺棕色卡其褲，身上無時無刻不散發著香水味的女人再次出現在我眼前。她慷慨激昂地說著話，大笑著，表現出驚人的耐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許當時她已經開始被疼痛折磨，也許她也處在對未知的將來的恐懼、擔憂之中。

那個午後，從花神咖啡館出來後，我們還去了聖母院。儘管春天巴黎的天空總是灰白、陰鬱，我們的熱情卻絲毫未減。我終於目睹卡西莫多的鐘塔了。奈伊瑪坐在靠近祭壇的長椅上低頭祈禱。她禱告了很長時間。我也坐了下來，坐在她後面的長椅上。望著空無一人的祭壇，我突然悲從中來，淚流滿面。那時我以為自己是那個需要救贖的人。

奈伊瑪。親愛的奈伊瑪。她才是那個真正站在懸崖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