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性”色變,是保守社會普遍的現象,也是受害者無法堅定站出來,指控加害者性騷擾的原因。
顯然,馬來西亞在性教育這一塊是缺失的,對一般民眾來說,“性”是難以啟齒的課題,孩子的“性啟蒙”更多源自網絡。然而,學校課本不是沒有性教育的課程內容,那到底是什麼原因,使老師們對其避之唯恐不及,讓性教育部分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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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說‘性’,是在反性騷擾工作的過程中,所面對的最大問題。”
不正視性教育 反性騷舉步維艱
舉凡反性騷擾法令和設立仲裁庭面臨的種種挑戰,其根本問題在於“性教育”。若沒有正視性教育,即便踏出反性騷擾法的第一步,接下來的路依舊會舉步維艱。
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副秘書長(策略)蔡春華說,大馬是個多元種族國家,每個族群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念,華社相對來說比較開放,但依舊無法坦然地談性教育。
“我們連‘性’都不可以說,如果什麼都不教的話,孩子怎麼會懂?”
他接受《星洲日報》專訪時指出,婦女部有個兒童代表理事會(MPKK),部長有好幾次詢問孩子,老師有沒有在學校講授性教育課程,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他們都說,教學大綱裡面有這部分,但沒有老師會教課。其實從小學到中學都有這部分的教程,有多少個人會教,學生能不能聽懂老師在說什麼,我就不太瞭解了。”
老師緊張無法從容講解
就讀中學時期,蔡春華的科學老師是一名很盡責的巫裔教師,每堂課都盡心盡力地教導學生,唯獨來到性教育課的時候,無法從容應對。
“可以發現到他在講課的時候很緊張,粉筆一直掉下來,講到非常辛苦。這就是我們的觀念問題了,平日父母也不會跟我們說這方面的事情。”
他說,本身有2名女兒,但在性教育方面,自己和妻子都會“相互推脫”,慶幸的是女兒就讀的學校有完善的性教育教學,這讓夫妻倆如釋重負。
“生活在城市的我們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那在城郊的家庭更加不用說了。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發生性騷擾案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沉默。
“我們處於男權至上的社會,導致有些人的視野是扭曲的;性教育不只是教導性方面的知識,還有學會尊重別人。”
肇事者vs受害者
要從兩方面看性騷擾
不少民間團體在反性騷擾法令提呈國會時,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直播,蔡春華注意到有一團體會在留言處,向網民解釋什麼是性騷擾,並指要從兩方面看待此事,對此他深表認同。
“這個團體說,我們要從兩方面來看性騷擾,第一是肇事者,第二是受害者。對於肇事者,自然需要去懲罰他們,至於受害者亦可以採取措施,避免受到傷害。
“比如說,女生去見惡名昭彰的好色上司時,可以從穿著舉止方面留心,讓對方無從下手。”
他也坦言,有些人的思想會比較偏激,覺得女生要像粽子一樣包起來才得體,這樣的想法就有些迂腐。
“不同族群會有不同思想,在達到共識上會有一個難度,這些都需要我們取得平衡。”
受害者庭上重複案發過程
承受指指點點 很難受
在社會不講“性”的情況下,受到性騷擾的受害者,卻要在庭上不斷重複案發的過程,承受別人對自己的指指點點,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殘忍的。
因此,講求“便宜”、“簡單”和“迅速”的反性騷擾仲裁庭,在完全閉門的情況下,是受害者尋求公義的最佳平臺。
蔡春華說,仲裁庭會在60天內定案,避免受害者因冗長的審理程序,最終影響到日常生活,而選擇放棄申訴。
“過程中,很多人可能都會跟你說:‘忘掉他吧!’希望你小事化無,又或者你是有伴侶的人,這種事情一直被提起,對誰都不好。
“相較之下,仲裁庭的程序就會更加簡易和快速,而且是閉門的。如果你選擇公諸於眾,那就必須承擔後果。”
你是目擊者,當時會怎做?
更重要的是,這並非只是讓受害者討回公道的法令,而是讓公眾與受害者站在一起,營造向性騷擾說“不”的共識。
“譬如在公共巴士上,有好色的乘客上下打量一名女生,並出言或出手調戲,那名女生或身邊的乘客會怎麼做?是會息事寧人、視而不見,還是見義勇為、挺身而出?”
“法令落實後,我們就可以在社會營造出‘反對性騷擾’的氛圍,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有色心的人就不敢亂來,因為大眾都是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對性騷擾說‘不’!”
蔡春華指出,若性騷擾者在仲裁庭被判有罪,必須賠償受害者,就可以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
“一開始,社會大眾可能會對性騷擾法令或仲裁庭不以為意,直到第1宗性騷擾案在仲裁庭被定案,受害者獲得應得補償,我相信相關法令和仲裁庭的作用會立竿見影。”
性騷擾與性教育 關聯大
吳啟銘:最終須迴歸教育
馬來西亞性學會(雪隆區)會長吳啟銘說,性騷擾和性教育之間有很大的關聯性,雖說性騷擾法肯定對性騷擾案件的發生有所幫助,但最終還是要回歸性教育。
“一些人在性騷擾別人的時候,會以‘不知道自己做的舉動讓對方不舒服為由’,否認自己是性騷擾。如果學校有完整的性教育系統,人民從小在校就會知道,如何避免做出不尊重對方的行為。
“除了避免成為加害者,作為受害者被侵害後,若有受過性教育,也會知道採取什麼行動。”
他接受本報電訪時說,只有未來社會預防教育做得好,才可以少點事後補救。
“性騷擾法當然好,因此能更明確知道如何獲得法律保障,但更多時候會不那麼容易定罪或者有明確答案,存在很多灰色地帶。”
他說,“法”永遠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式,最終還是要做好性教育方面的工作。
性教育不能生搬硬套
態度永遠是第一順位
過去,“性教育”在學校和家裡是提都不能提的三個字,現在的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很多學校的老師依舊沒有受過相關訓練,更多時候只是參與兩三個小時的簡報會。
吳啟銘說,性教育是一個系統教育,所以才會有課綱讓老師跟進和參考,並非通過短短的課程就能掌握。
“其實在性教育裡面,態度永遠才是第一順位,第二才是知識。只有自然開放跟學生談性,而非生搬硬套,才能起到成效。”
他指出,其他科目或許可以照本宣科,但性教育需要情景、社會案例和更多的互動,這對老師來說是一大考驗。
“性教育上的知識不是非黑即白,有著不同的角度、觀點、時機、文化,具有很多變數和挑戰,這些都是需要老師去學習的。
“學校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校方往往會因為覺得這是沒有考試的科目,而忽略政府舉辦的性教育課程和培訓。”
反性騷法通過 是奇蹟也是榮耀
對婦女部上下來說,反性騷擾法令能夠通過是一種奇蹟,也是一種榮耀。
“這真的特別有意義,如果以後受害者可以伸張正義,那是我們最開心和滿足的事情。”
詢及政府更迭會不會影響有關法令的執行,蔡春華直言,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在婦女部工作了12年,其實只要法令順利通過,換不換政府都一樣。除非新政府說不執行法令,就有可能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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