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應縣木塔》翔實的資料數據和充分的分析,陳陳明達為解開《營造法式》的謎團和歸納總結古代木構建築的設計方法和原理,指明瞭方向,也為以建築實例做個案研究的方法建立了典範。如果從1933年開始計算,一直到1978年《應縣木塔》的正式出版,這段研究足足花了45年。
陳明達(1914-1997)是中國著名的建築史學家。1932年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成為中國第一代建築史學家梁思成(1901-1972)和劉敦楨(1897-1968)的助手。成立於1930年的營造學社,是中國第一個專門研究中國建築的機構,以宋代宮廷編撰的《營造法式》為研究核心。歷經朝代更迭,中國古代木構建築的設計方法已經喪失在歷史的洪流中,所幸記錄宋代官式建築設計方法的《營造法式》尚存於世,為解開這個謎團提供了一把鑰匙。然而,由於《營造法式》書中使用的術語已經失傳,深澀難懂,宛如天書,必須通過與建築實物的對照來逐一釐清,於是到中國各地尋訪古建築測繪和記錄,成了營造學社的工作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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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營造學社後,陳明達延續營造學社的研究方法,重點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和雕塑,以證明中國古代建築設計是有規律可循的。1959年到1961年,陳明達參與編寫《中國古代建築史》工作,他表示“在工作中時常感覺到對古代建築的認識,實際上只是著重於各時代的差別,尤其著重於細微末節。至於為什麼有這些差別,是不大說得清楚的。”、“我們既然能夠從古代建築的表面現象中看到它有優美謹嚴的造型,堅固的結構,豐富、多采、精緻的建築裝飾,乃至各種實用宏闊的組群佈局,為什麼不去追究它能取得這些結果的設計方法、設計原理呢?”為了解開這些問題擬定了研究計劃,“決心就若干古代建築實例逐個分析研究。當時擬定了從唐到明具有代表的二十多個實例的名單。”
《應縣木塔》
1962年,陳明達開始了第一個項目《應縣木塔》的研究寫作。應縣木塔(1056)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木結構高層建築,高度為67.31米(按照現在的標準約20層樓)(圖01-03)。研究論文開始於1962年初,完成於次年夏天。論文結合測繪圖和照片,曾以少量印數於1966年出版。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顧這段經歷,“遺憾的是,自從此文完成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的研究工作竟停頓了13年,直到1976年才重理舊業。”1978年《應縣木塔》再版。
根據再版的《應縣木塔》編後記,應縣木塔的研究工作始於營造學社1933年的調查測量,依據調查的數據,1935年繪製了第一份1:50的實測圖。這份實測圖和照片在二戰期間受到很大的損失。1942年,陳先生依據這份殘稿,繪製了一份1:20的詳圖,以供製作模型之用。1954年,用了兩年時間製作的模型完成,期間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通過《應縣木塔》翔實的資料數據和充分的分析,陳先生為解開《營造法式》的謎團和歸納總結古代木構建築的設計方法和原理,指明瞭方向,也為以建築實例做個案研究的方法建立了典範。如果從1933年開始計算,一直到1978年《應縣木塔》的正式出版,這段研究足足花了45年。
《薊縣獨樂寺》
2007年,陳明達的遺作《薊縣獨樂寺》出版。實際上,延續分析個案的研究計劃,陳先生在1983年開始了〈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製度〉的寫作,經過多次修訂,完稿於1990年。1984年獨樂寺建成1000年之際,陳先生曾發表部分研究成果〈獨樂寺兩建築的構圖分析〉以示慶祝。由於種種原因,出版社沒有在收到文稿後即安排出版,並在1999年陳先生去世兩年後把缺頁的原稿退回給家屬。幾經周折,《薊縣獨樂寺》才得以在完稿17年後順利出版。
經過多年的研究,陳先生對《營造法式》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加上《應縣木塔》的研究經驗,他在《薊縣獨樂寺》中採用了新的研究方法,運用《營造法式》的模數制度分析獨樂寺的實測數據,果然有了突破的發現。這項研究使得人們對中國古代木構建築的設計方法和原理,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31年,日本建築史學家關野貞(1868-1935)在偶然的情況下發現了獨樂寺;1932年梁思成主持了獨樂寺的調查並發表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這座千年古寺(圖04-05)從發現到《薊縣獨樂寺》的出版,經歷了76年的光景。
雖然陳先生期望研究二十多座古建築實例的計劃只落實了其中的兩座,這兩項研究樹立的標準,卻時時刻刻督促鼓舞著後學,在講求速度和效益的時代,嚴謹治學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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