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关怀点和阅读比较杂的原由,也因为这个博杂而通达,写边缘评论也同时让我的学术研究撰写论文有了更多跨视域的角度和研究课题,学术研究与专栏评论相辅相成,做人看事也不断在提醒自己凡事不好单元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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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平凡人,也是边缘人。在新山宽柔中学读过A组,也读过后段班,而且还读了7年。高二留级,留级那年和高三却连续拿了班上第一名。独中统考小幸运,拿了三科A1,投报台湾的大学填了几十个选项,以第四志愿进成功大学历史系。
想来真是缘份,前三志愿都是填台北的大学中文系,偏偏就中了位处台南的成功大学。1980年代末,当时很多欲留台的人有个偏见:尽量去“文化的中心”台北,不太愿意南下浊水溪以南,以为那是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然而那些年可能是“山高皇帝远”,文化中心台北还在大谈“大中华”,南台湾的学习环境却早已是重视乡土研究。在历史系可以“堂堂正正”开台湾文学与文化的课(反而在相对保守的中文系不易开台湾文学的课)。别以为我写堂堂正正这四个字很轻松,之所以打上“”,是在那个年代台湾人研读台湾的历史文化还是会有被扣帽子的风险。想来,这就是位处边缘的野生风景吧!
大一开始,我也爱上了历史系会和建筑系联办的台南“古迹巡礼”活动,大二“升级”当古迹导览员,傻傻驻站府城的大南门。还在学长的鼓动,报读台南市政府主办的古迹导游课,结业拿了证书。大三(1990),选修系上何培夫老师的古迹文物保护课,获益很大。除了加入南台湾拓碑阵容“打工赚钱”(成了何老师南台湾拓碑计划的第一代成员),学了不少实干技能。此外,脚踏南台湾绿地,“乡土意识”的高涨也催使了我,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回来,回来马来西亚(坚定的,没有“北漂台湾”的挣扎)。
硕士毕业返马,任职南方边城,遇到了伯乐:前星洲媒体集团总编辑萧依钊。至今和她见面次数并不多,今年年初,出席星洲日报前编务总监卜佛海的儿子的婚宴,和萧依钊萧总同坐一席,聊得很是开心。萧总还跟旁坐的朋友说,当初是她找我写专栏的,当时我一直想回避逃跑,被她“三顾茅庐”。说真的,萧总可以说是我留台返马后改变人生旅途的很重要的贵人。当年(1995年底)我刚硕士毕业,只是在星洲言路版发表过几篇小短文。岂料接到素未谋面的萧总来电邀约在星洲广场写文化评论专栏。一开始是拒绝的,一来是写评论在学术评估上是不能加多少分的,二来是没有信心。但萧总不放弃,再三邀约和鼓励,硬着头皮在1996年开了边缘评论专栏,第一篇边缘评论就是〈从“私民”走向“公民”〉。这也是我写边缘评论的初衷和理想。
对我的边缘评论,坊间一直都有闲言闲语。有说我写的不是“言论”,评论文章不可以这样写,又说什么不学术等等,据说是萧总顶了下来。那天晚宴她重提往事,说我的边缘评论是别人模仿不来的,而且常会有刺激。不要去理会那些讲东讲西的。什么是评论?她笑说:要有一定格式,东抄西凑写些没什么新点的所谓评论文章就是好文章吗?你的文章“很有自己”。
对于萧总的提拔,我是很感激的。也因为写专栏评论,关心和关怀的不能只是你的“专业”而必需博通和广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关怀点和阅读比较杂的原由,也因为这个博杂而通达,写边缘评论也同时让我的学术研究撰写论文有了更多跨视域的角度和研究课题,学术研究与专栏评论相辅相成,做人看事也不断在提醒自己凡事不好单元定格。
一直以来,我的边缘评论,不是那种“受众”人人爱读的。有人很不爽我,当然也有很多粉丝。这是正常的事。写四平八稳的文章,倒不如不要写。我还是我。后来中文报界经历一场“报变”,我也停笔。隔了一段时间,萧总又亲自打电话来动之于情,2002年重回报章专栏写作,复出的第一篇边缘评论就是〈沉默.开口〉。该文的最后,我是这样写的:“读书人,或许都曾经‘说’和‘写’绝望过吧!非得如此吗?非得如此吗?我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不是反对大中华,或反对马来民族主义,我更不是反政府。我是反对媚俗。”
就这样,写边缘评论,写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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