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蔡元培在法國,收到教育總長範源濂一封信,說“國事漸平,教育宜急”,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希望他早日歸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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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蔡元培任民國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範源濂為其次長,重回北京不過是重操舊業。蔡元培胸襟開闊,二人位置倒轉於他不是大事。蔡元培履歷標青。25歲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戰爭後他提倡新學,回鄉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後來又任上海澄衷學堂校長及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總教習。1904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赴德國,先到柏林,後到萊比錫大學聽課及研究。1911年回國。1912年冬天又去德國。孫中山和袁世凱決裂後,召他回國討論國事。幾個月後他再到歐洲,選擇國家是法國。蔡元培稱讚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他自己也一樣學貫中西。
北大在1898年以京師大學堂為名而建立,教員都有官僚積習,學生為了仕途,只重視阿諛奉承之術。蔡元培10月上海登陸。不少朋友持異議,認為北大腐敗,頹風難挽,整頓不成,徒毀名譽。12月蔡元培與範源濂見面,覺得北大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嘗不可一試,故允為一任。”
第一天上班,校工門口排隊行禮,蔡元培“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在北大唸書的顧頡剛這樣形容。那一天是1917年1月4日。幾天以後他在學生面前致辭:“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諸君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宗旨既定,自趨正軌。”他期待新的校園氛圍。
蔡元培出生於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同樣屬兔,比他小兩輪的胡適稱他為“老兔子”。北大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心,星光燦爛。他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斷斷續續掌校10年半。既有大智,又有大勇,面對政治亂局,進退有據,中間8次辭職,理由不同,包括為學生請命、抗議政府欠薪、政府幹預校務等。寫過多篇北大舊事的陳平原說辭職舉動“特殊”,蔡元培“給北洋政府很大壓力,讓其內火中燒而又有苦難言,還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
表面是好好先生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中心,蔡元培為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樹立典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是其風格。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為革新派,黃侃、辜鴻銘、劉師培、陳漢章等人為守舊派。五四運動後期革新陣營佔上風,但是蔡元培不排斥守舊陣營,蔡元培容納異己的雅量讓人津津樂道。陳獨秀寫信給胡適說蔡元培的兼容幷包不是騎牆,而是“很有主義,很有分寸”。蔡元培尊重講學自由。“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融合。”
對於文化興革蔡元培身體力行。1900年他和黃世振在杭州舉行婚禮時,就讓親戚朋友大吃一驚。唐振常的《蔡元培傳》說安排雖讓人不解,卻開風氣之先。蔡元培不循浙江風俗掛三星畫軸,而改懸紅帳子,上繡孔子二字,以銘其奉獻教育之志。婚禮一樣充滿儀式感,他設場請幾位朋友辯論男女平等問題,代替鬧房環節。
吸引人注意的片段還真不少。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說他參加同盟會後,堅信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1904年居上海時他租一屋,和幾位朋友學習製作炸藥。畢竟是書生,其革命工作不順利,1907年蔡元培遠離是非地到德國留學。走過留痕,林語堂在〈記蔡孑民先生〉說一次他到北大找蔡元培為書求序。“北大校長候客室當中玻璃架內,陳列一些炸彈、手榴彈”。大概是告訴訪客他是從手槍炸彈中歷練出來的。表面是好好先生,關鍵時刻還是會流露硬朗本色。
蔡元培無事時常寫字送人。愛寫對聯包括“閒翻酒券供臨帖,靜對梅花好看書”。管繼平《紙上性情:民國文人書法》記錢玄同在一次飯局中說蔡元培的字蹩腳,“怎麼讓點了翰林的?”蔡元培幽默回答說主考官喜歡黃山谷的字:“他說我寫的字像黃,所以取了。”
印象深刻的掌故豈只一樁。曾在北大教書的王世傑在〈追憶蔡元培〉中說:“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千餘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裡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老兔子”高風峻節,讓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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