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輔導員王妤嫻談抗癌／不要幻想把痛苦拿走
資深輔導員王妤嫻談抗癌／可以減緩痛苦，但不要幻想把痛苦拿走
再次約訪資深輔導員王妤嫻，這回不談性侵、家暴防治，談的是她的抗癌經歷。2022年3月份她獲頒國際生命線年度國際卓越義工獎，5月份卻傳出確診鼻咽癌的消息，身邊朋友都替她不甘，“怎麼可以是你？你經歷過那麼多，又做了那麼多事，為什麼那些壞人沒生病，生病的是你？”王妤嫻坦言，這樣的念頭只閃過一次，在療程很苦很苦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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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像閒聊，就聽她侃侃談起療程中的不適讓她如何逼仄，時而洪亮大笑，笑望自己怎麼就走完這段療程了，然後急忙咕嚕一口水潤溼電療未愈的喉嚨。現在每3個月要追蹤檢測，醫生說報告標青，相信5年內無憂。王妤嫻不貪，不管有無復發，期許生命若只剩下10年，她要完成那些未竟之志。
若生命只剩下10年，王妤嫻許了什麼願望清單？請她分享其中幾個，排在第一位的是成立家暴與性侵受害者支援系統。現有救援系統包括警方和醫院，但性侵和家暴個案還需要更多事後生活輔導和司法等援助。想成立那樣的支援輔助單位需要許多人手，得從現階段慢慢鋪陳。所以，她開始復辦性侵、家暴輔導工作坊，訓練更多不同語言的輔導員，才能藉由他們在未來擴充訓練另一批輔導員，慢慢壯大。
第二個，她希望馬來西亞生命線協會的熱線輔導服務可以增加夜班，從晚上11時至凌晨2時或早上7時。一來，夜裡是更好說悄悄話的時段，更重要的是，緊急狀況通常發生在半夜三更，她希望能更有效地幫助到更多人。兩個願望都非常“王妤嫻”呢。
王妤嫻身在輔導界逾20年，是馬來西亞生命線協會資深督導兼講師，也曾任婦女援助中心（WAO）社工，走在救援前線。每次專訪，她都穿著生命線制服，時間多安排在下班後，顯是把工作排在最前。入夜談性侵課題又多了份幽暗，當我低頭筆記，稍稍消化，慢點抬頭，她立即關心“你還好嗎？”性侵本是龐大且沉重的議題，我只是聆聽二手資訊都覺得心沉了，她親自陪伴案主到警局接受調查和到法庭面對司法流程，豈不更沉更重。而她好像總有額外的力氣保護倖存者，連媒體報道一起監督，一有獵奇、腥羶色的角度或違反操守倫理的，便會在臉書嚴厲批評斥責。她始終相信，處理性侵、家暴類的議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沒有一方該輕蔑對待。
這樣的人，生了一場大病，能叫旁人甘心嗎？
送急診吊點滴，耐不住輔導魂上線
約訪當天，王妤嫻拎了一支約一公升的水壺傍身。鼻咽癌電療灼傷喉嚨，說話差不多10分鐘就得喝水潤喉。“就是這樣囉！”癌後生活還有一個令她受不了的重大改變——不能吃辣椒。辣不是味覺而是刺激痛覺，喉嚨怎能耐得，“但是我最近終於吃到（醃）青辣椒！”別小看這一小“成就”，能把露啤、西瓜、荔枝品嚐到癌前的滋味，都足以讓她開心一週。
說起患癌經歷，起初她以為例常的鼻子敏感變嚴重了，影響呼吸，打噴嚏出血。經醫生檢查，發現腫瘤佔了鼻子兩側，隔天就得開刀。她只是回家告知弟弟有可能是惡性腫瘤，隔天自行就醫。醫生可能不想嚇她，告知不是太大的手術，切除約需10分鐘，加上麻醉整個手術約耗一小時。她把“不是大手術”聽進，預約了單人病房，打算術後醒來線上面試新人。當然，協會是不會讓這等謬事發生。
王妤嫻能獨立又坦然的面對“腫瘤”“癌症”這些負面名詞，是因為父母都曾患癌。她自知是高風險群體，每年健康檢查都做癌症指數檢查。開完刀，她只感覺像是從很小很小的小路突然上了高速公路，可見腫瘤範圍之大。當腫瘤化驗報告顯示惡性時，她也沒把時間花給悲傷，當下詢問該怎麼治療。
她覺得幸運，轉介到好的腫瘤科醫生，感受到醫生真誠的關心問候。當時她以9月份飛往加拿大出席一場國際輔導大會為目標，在那之前要做多少次電療，電療前要先拔掉4顆智慧牙等等，全力衝刺醫病。
只有走過痛苦，她才能哈哈大笑當時怎麼把運氣用得太快，開始電療後能多難受就有多難受。醫生原告知第15次電療開始才會漸生副作用，怎知一週才做了4次電療，她就開始覺得噁心想吐。電療有一特製面罩，王妤嫻得維持飲食不讓自己瘦下來，否則面罩的照射角度就不準了。不能瘦，和趕在9月出國的壓力，最終把她逼急了。
有一回，已經連續5天無法進食，一吃就吐，只好請朋友送她到急診吊點滴。躺在病床輸液時，隔壁是年紀比她稍小的婦女，女兒在旁。婦女突然嘔吐，心臟驟停，救護人員做了30分鐘的心肺復甦終宣告不治。
那個孱弱的王妤嫻，最終還是“輔導魂”上線了。她看那女兒哭得很慘，其他大人追問“為什麼不這樣，不那樣？”吊完點滴，她放心不下那女孩，找到她告訴她“你盡力了，媽媽會知道”。再給女孩一個擁抱，附上生命線的熱線號碼，讓她有需要時可以求助。明明來急診之前，她還覺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最後卻還有精力做這樣的事。
痛苦中找到自我紓解的方法很重要
“很苦的啊！”王妤嫻才沒想塑造光鮮亮麗抗癌的形象，當初電療的確是讓她噁心吐得死去活來。她也一度閃過念頭“我經歷的事情不少了的喔……你要不要這樣！哇，你到底還想怎麼樣？”
副作用越來越強時，也會有好幾個自己同時蹦出來埋怨打架一下，“天啊，做麼要這樣”“可不可以不要去電”，然後理性的自己就會一聲令下“diam啦”（靜靜啦）。反正她還是得做應該要做的事——繼續接受治療。
王妤嫻說，不能確定輔導背景對那段心路歷程有無幫助，但在痛苦時找到自我紓解的方法真的很重要。患癌過程裡，她從沒讓自己過分陷入悲情中，有也是短暫的。就那麼一次，她打電話到輔導熱線，一哭就是15分鐘。哭完，“謝謝，我好很多了”，蓋電話。那時給自己太大壓力，不能瘦，可是每次量體重都下降，她自責沒有把自己照顧好。明明是段惹人心疼的事，她現已能自嘲當時那沒頭沒尾的電話輔導，其實可能引起輔導單位注意，啟動特別介入。
樂觀抗癌，維持高運動量
王妤嫻把抗癌故事說得雲淡風輕，但她坦白，如果腫瘤長在腦部，可能情況就不如現在了。父母的患癌經歷對她也有影響。父親38歲患鼻咽癌，她才10歲，印象中父親並沒有如今她這般難受。母親確診肺癌時已經是晚期，醫生研判只剩半年到一年的生命。母親卻很樂觀，接受治療，打氣功，照常度日，默默走過了5年。父母的抗癌身影留給王妤嫻積極樂觀的態度，她也很“要臉”地認為自己沒有理由不能完成療程。
她不止一次強調，整個抗癌過程是很痛苦的，甚至撂下狠話，3個月後成績不佳，她也選擇休息，先不展開新的療程。她會為此全權負責，因為那段什麼都不做就犯惡心想吐，食不下咽，吃了就吐的日子，實在太痛苦了。
王妤嫻原是運動愛好者，曾經完成半程馬拉松，現在體力沒法恢復如前。“我以前2個小時散步可以完成13公里多，現在9公里都走不到，有夠逼仄！”是朋友提醒，她才想起自己曾經動過手術，切除身上一塊腫瘤，完成一系列電療。朋友反問，身體耗損這麼大，兩小時走9公里還不甘願嗎？
王妤嫻的第三個願望就是和運動有關。當初完成治療，沒等報告出爐，她就訂了機票，來臨3月份到臺灣花東縱谷騎行。其實，她能做未做的是全程馬拉松。2018年，她已經有能力跑完全程，卻很“要臉”設定在50歲時達成目標，當作送給自己的禮物。“結果到現在想要都不一定做到……”距離50歲還有兩年，應該，能達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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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
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
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
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
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
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
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
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
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
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
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
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
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
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
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
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
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
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
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
跨界尝试 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
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
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
（原稿上传于24/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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