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自由市场里,只要各就各位,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就能达到百花齐放的效果,这就是市场的威力。
以往,为了遏止百物涨价,政府提供各种补贴,并且设定物品顶价。改朝换代后,新政府似乎有了新方向,有意让人民参与对抗通胀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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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推出爱心餐单(Menu Rahmah)计划,与企业联手推出5令吉餐单,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廉价外食。据报道,此计划已获得1万5000间餐馆的参与。
计划得到企业支持的原因,是它一来可以帮助人民,二来可以提升企业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也能吸引顾客光顾餐馆,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经济部长提出“价格弹性”论,试图与消费者联手,通过需求影响商品价格。换言之,部长认为精明消费有助抗通胀。对于此言论,民众给出的负面评语比正面的多。
经济学里,确实有“价格弹性”之说。当物价上涨,购买者会选择替代品,导致需求量下降。但对于不同的物品,需求量的下降幅度有别。
人们可以针对各物品,比较其价格与售量,观察它的“需求价格弹性”(Price Elasity of Demand)。例如,若某食品起价10%,而售量仅减少5%,售量赶不上价格的变化,该食品属于“低弹性”(Inelastic)。在这种情况下,商家没有降价的理由。
问题是,消费者应不应该杯葛贵货,逼商家减价?减低需求抗通胀,这招可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数据。一月份,大马统计局开放了Open DOSM平台,在外食方面,该平台提供了至去年5月份,各种食品在不同地区的售价。
数据显示,人们可以到不同的地方,以更低价格享用同样的食品。以吉隆坡为例,炸鱿鱼(Sotong Goreng)平均价格为7.9令吉,在士布爹、班底谷和蕉赖有人卖5令吉。
此外,在地段昂贵并且受游客钟爱的武吉免登区,炸鱿鱼的售价可高达25.5令吉;炸虾(Udang Goreng)和蒸鲈鱼(Ikan Siakap Kukus)的最贵与最便宜的价格差距可高达19.7令吉和21.5令吉。但以上反映的,更多是同一道菜肴,在不同的餐馆环境下,售价截然不同。
再看一些普及人群,在各地区都容易找到的食物,炒粿条平均卖6.8令吉,士布爹、蕉赖和斯迪亚旺沙等地区的价格比平均价便宜1.8令吉;鸡饭平均6.6令吉,在峇都吃可省下1.6令吉;印度煎饼平均1.3令吉,士布爹、敦拉萨镇和蕉赖也仅便宜30仙。
由此可见,越普通又便宜的食物,它们在不同地点的差价越小。到严重交通阻塞的隆市用餐,会带来交通费和时间上的损失,消费者可能得不偿失。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在同一个地区,能否找到便宜货?以鸡饭为例,在敦拉萨镇和士布爹等地,最便宜与最贵者仅相差50仙;旺沙马朱、蕉赖和班底谷则相差三块左右;武吉免登和斯迪亚旺沙则相差四块左右。
回到消费者应不应该杯葛贵货,逼商家减价的问题,其实,这问题一开始就问错了方向。消费者应该做价格比较,为的不是封杀商家,而是要做到精明消费。
从理财的角度看,若一餐能省下两块钱,一天三餐能省6块,一个月省180块。若每月做投资,以6%年回报率,10年后也可累积近3万块,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商家也应该与同行做价格比较,百战不殆。须澄清的是,价格不是消费者全部的考量。数据告诉我们,炸鱿鱼从5令吉至25.5令吉都有需求,价格不等于价值,唯有不断提升产品价值才能留住旧客户,吸引新客人。
从“爱心餐单”至“与消费者携手抗通胀”,政府都在借用民众和市场的力量,缓和高通胀对人民带来的冲击。没有人知道这些措施能走多远,但个人认为,市场的潜能不容低估。
比如说,若“爱心餐单”取得成功,让低收入群受益,它可以扩展到其它阶层,为全民带来价廉物美的食物。若民间掀起一股“精明消费风气”,将可鼓励商家良性竞争,这不仅会增加价廉物美的产品,还有助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只要各就各位,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就能达到百花齐放的效果,这就是市场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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