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自由市場裡,只要各就各位,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就能達到百花齊放的效果,這就是市場的威力。
以往,為了遏止百物漲價,政府提供各種補貼,並且設定物品頂價。改朝換代後,新政府似乎有了新方向,有意讓人民參與對抗通脹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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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貿易及生活費部推出愛心餐單(Menu Rahmah)計劃,與企業聯手推出5令吉餐單,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廉價外食。據報道,此計劃已獲得1萬5000間餐館的參與。
計劃得到企業支持的原因,是它一來可以幫助人民,二來可以提升企業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也能吸引顧客光顧餐館,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經濟部長提出“價格彈性”論,試圖與消費者聯手,通過需求影響商品價格。換言之,部長認為精明消費有助抗通脹。對於此言論,民眾給出的負面評語比正面的多。
經濟學裡,確實有“價格彈性”之說。當物價上漲,購買者會選擇替代品,導致需求量下降。但對於不同的物品,需求量的下降幅度有別。
人們可以針對各物品,比較其價格與售量,觀察它的“需求價格彈性”(Price Elasity of Demand)。例如,若某食品起價10%,而售量僅減少5%,售量趕不上價格的變化,該食品屬於“低彈性”(Inelastic)。在這種情況下,商家沒有降價的理由。
問題是,消費者應不應該杯葛貴貨,逼商家減價?減低需求抗通脹,這招可行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考數據。一月份,大馬統計局開放了Open DOSM平臺,在外食方面,該平臺提供了至去年5月份,各種食品在不同地區的售價。
數據顯示,人們可以到不同的地方,以更低價格享用同樣的食品。以吉隆坡為例,炸魷魚(Sotong Goreng)平均價格為7.9令吉,在士布爹、班底谷和蕉賴有人賣5令吉。
此外,在地段昂貴並且受遊客鍾愛的武吉免登區,炸魷魚的售價可高達25.5令吉;炸蝦(Udang Goreng)和蒸鱸魚(Ikan Siakap Kukus)的最貴與最便宜的價格差距可高達19.7令吉和21.5令吉。但以上反映的,更多是同一道菜餚,在不同的餐館環境下,售價截然不同。
再看一些普及人群,在各地區都容易找到的食物,炒粿條平均賣6.8令吉,士布爹、蕉賴和斯迪亞旺沙等地區的價格比平均價便宜1.8令吉;雞飯平均6.6令吉,在峇都吃可省下1.6令吉;印度煎餅平均1.3令吉,士布爹、敦拉薩鎮和蕉賴也僅便宜30仙。
由此可見,越普通又便宜的食物,它們在不同地點的差價越小。到嚴重交通阻塞的隆市用餐,會帶來交通費和時間上的損失,消費者可能得不償失。
可能有人會問,如果在同一個地區,能否找到便宜貨?以雞飯為例,在敦拉薩鎮和士布爹等地,最便宜與最貴者僅相差50仙;旺沙馬朱、蕉賴和班底谷則相差三塊左右;武吉免登和斯迪亞旺沙則相差四塊左右。
回到消費者應不應該杯葛貴貨,逼商家減價的問題,其實,這問題一開始就問錯了方向。消費者應該做價格比較,為的不是封殺商家,而是要做到精明消費。
從理財的角度看,若一餐能省下兩塊錢,一天三餐能省6塊,一個月省180塊。若每月做投資,以6%年回報率,10年後也可累積近3萬塊,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商家也應該與同行做價格比較,百戰不殆。須澄清的是,價格不是消費者全部的考量。數據告訴我們,炸魷魚從5令吉至25.5令吉都有需求,價格不等於價值,唯有不斷提升產品價值才能留住舊客戶,吸引新客人。
從“愛心餐單”至“與消費者攜手抗通脹”,政府都在借用民眾和市場的力量,緩和高通脹對人民帶來的衝擊。沒有人知道這些措施能走多遠,但個人認為,市場的潛能不容低估。
比如說,若“愛心餐單”取得成功,讓低收入群受益,它可以擴展到其它階層,為全民帶來價廉物美的食物。若民間掀起一股“精明消費風氣”,將可鼓勵商家良性競爭,這不僅會增加價廉物美的產品,還有助提升本土企業的競爭力。
在一個自由市場裡,只要各就各位,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就能達到百花齊放的效果,這就是市場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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