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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发布: 9:00am 10/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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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花樣年華】伍燕翎/太平華聯的謝冰瑩和尊孔的張荃

作者:伍燕翎

蕭依釗主編的《杏壇芳草——永遠的邢廣生》從另外一個閱讀角度而言,除了為邢廣生老師立傳,也讓我們看到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篇章的演進與形成。這些華校裡許許多多可敬可貴的文化播種者,無疑是馬來西亞文教建設的推手。邢老師與眾多知交的交往點滴,讓我們見識了為人師者的待人處世之道。

書中有一篇文章寫邢廣生和謝冰瑩以及張荃之間的情誼互動,深深吸引我。中國現代作家謝冰瑩,與蘇雪林、冰心、丁玲等五四時期作家齊名。1930年,她前往日本留學,卻因為參與抗日活動被捕入獄,並在獄中慘遭極刑。是年,她的代表作《一個女兵的自傳》出版,名聲大噪。那年,謝冰瑩才30歲。作為中國第一位女兵作家,她矢志為國捐軀,她的《從軍日記》是在炮灰戰地完成的。謝冰瑩裹小腳,絕食以求上學堂,被母親逼婚,三段婚姻,女兒“小號兵”在文化大革命被活活打死,諸等人生歷練使得謝冰瑩成為中國現代作家深具傳奇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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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冰瑩前半生的故事和她的作品,牽動不少馬華讀者,邢廣生老師是其一。她是通過古典詩詞作家張荃與這位文學偶像相識的。1951年,張荃與丈夫陳愷比謝冰瑩先抵達馬來亞,並先後任教於麻坡中化中學、怡保霹靂女中、吉隆坡中學,包括在馬來亞大學擔任中文系講師。跟當時許多南來馬來西亞華校教學的學人一樣,他們豐富的學養、謙和的品性,滋養了一代學子。

張荃,祖籍廣東揭陽,1911年生於北平,外祖父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梓芳先生,她本身則師從詞學家夏承燾,專攻詩詞。在馬來亞教學期間,她寫了好幾篇在地遊記如〈彭亨山中雜寫四篇〉。剛離世的馬來西亞歷史學家李業霖先生於1955年在尊孔中學畢業,即坦言曾受教於張荃門下。張荃在馬來西亞出版的《中國女文學家的故事》目前也收存在新紀元的李業霖書庫。該書當年由麻坡中化校友贊助,同為中化中學校友兼馬來西亞著名兒童文學家馬漢,亦曾撰文特意推介。

謝冰瑩比張荃年長5年,她們先在臺灣相識,卻相知於馬來西亞。1947年,張荃應聘到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為臺灣師範大學)任教,就在這時候,認識了同時期到該校的謝冰瑩。1950年代,兩人先後抵達馬來亞。張荃約於1953年從麻坡北上吉隆坡,謝冰瑩則於1957年應姚文訓校長之邀到太平華聯中學出任華文課主任。

自那時起,謝冰瑩、張荃和邢廣生,三位來自當時名校的華文老師不時湊在一塊交流。張荃教學的最後一站是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959年,她最終難抵病魔在吉隆坡離世。彼時馬來亞獨立不久,華校師資力量尚且不足,這批南來執教的老師,實為當時莘莘學子注入中華文化傳播的養分。謝冰瑩除了在太平華聯教學之外,積極投身當地的文藝活動,她在《文學週報》舉辦的文藝營上演講,還給《蕉風》投稿,寫小說,也寫散文和遊記。

畢業於太平華聯的馬華小說家梁園,當年即受教於謝冰瑩;曾任教於怡保霹靂女子中學的散文家翠園,也曾撰文紀念她和謝冰瑩之間的交往。她對謝冰瑩三年零一個月在太平教學的生活記述詳盡,“太平既有山有水,復有風光明媚的太平湖,加上這一位已心儀已久的作家,差不多每一個週末我和家人都馳車去太平與她暢晤。”(1980年5月15日《商報·商餘》)

這些南來馬來西亞華校教書的作家學人,儘管在地時間不長,卻帶來深遠影響。邢廣生和謝冰瑩締造了40年之久的半生情緣,《杏壇芳草——永遠的邢廣生》一書公開了她們之間的三封私函,其中一封寫於1964年,當時謝冰瑩右手受傷,改用左手寫信,潦草難辨的字跡上寫著:“這封信你最好保存,將來我往西天以後,你可常拿出來看,也只有你配接受我這封長信,哎,可憐我已寫了三小時了!”

謝冰瑩的南洋書寫何止留下迷人的太平湖,還有一段終究牽腸掛肚的南洋情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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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am 28/03/2025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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