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僅有5年期限的民選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意願推行類似“先苦後甜”的改革?如果有,人民又會否願意與其共同努力,給政府足夠的時間完成改革計劃?
對於紓解民困,大馬人有不少建議,但當中,治標不治本的策略居多。為了降物價,政府不是為物品設頂價,就是提供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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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提高國人收入之法,不外是減稅、派錢以及提高最低工資等。多年來,這些方法未能根治人民生活壓力問題,大馬亦未逃出中等收入陷阱。
民間也缺乏根治問題的建議,不是敦促政府做更多,就是瞄準自己的公積金。首相拒絕了“提早提取公積金” 方案後,經濟部長透露,新財案有提升國人工資之法。
觀察歷史,不同的國家,用過不同的方法提升國民收入。70年代,中國從“平均資源分配法”轉向“按勞力分配資源”的原則,走向市場經濟。
當年中國的人均GDP不到230美元,新政策實施50年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暴漲了36倍。有者認為,這做法的成功關鍵,不在於政府做更多,而在於鼓勵人民力爭上游。
回到大馬,世行大馬首席經濟學家認為,大馬試圖以價格管制降低物價,但這做法反而限制了食品供應。從經濟學的角度,世上沒有一個政府可以掌控整個市場的運作,它的角色是引導人民走對的方向,給人們過多的限制只會適得其反。有時,政策不是越多越好,反而做多錯多。
德國、芬蘭與韓國屬於高收入國,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其教育系統受世人讚賞。包括芬蘭的“平等學習機會”和“少功課,多創新” 系統;德國的“學校和企業結合”的“雙元制”教育;韓國注重實際技能的教育方針,這些都被認為是各國學習的典範。
在職場上,個人能力決定收入高低,國人要提升收入,就必須提升技能。在大馬,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截至去年年底,15-24歲青年失業率雖然有所回落,但仍然維持在雙位數(11.8%)。政府的責任不僅是為人民提供學習機會,還要確保學習系統與企業接軌。
看一看美國曆史,布魯金斯研究院指出,在前總統里根與克林頓時代,美國在收入增長方面取得亮眼的成績。反觀後來的布什與奧巴馬時代,美國青年面臨低工資增長,中年人的工資停滯不前,小部分人甚至面臨負增長,這與當年形成很大的反差。
高增長的原因,包括全球化經濟、信息技術(IT)、教育及科技研發等。此外,研究人員也歸功於政府政策。當年,美國政府投資基建,並且成功鼓勵大量的私人投資。
一個國家的GDP主導人民的收入,而投資是GDP一個重要的因素。一個人懂得投資,他可以提升財富,一個國家懂得投資,它可以走向國富民強之路。
英國在1000-1750年這750年間,生活水平停滯不前,但在往後區區200年,GDP翻了28倍之多。這期間,英國出現了多項有利製造業的發明,包括滑輪梭子(1733年)、珍妮紡紗機(1764年)以及瓦特蒸汽機(1775年)。
一場工業革命可以讓人們的收入一飛沖天,而各種科學研究是它背後的功臣。由此可見,科研未必可以在一時半刻解決民生問題,但它一旦成功,就能把人們的收入與生活水平推上另一個層次,甚至根治多年來人民生活壓力問題。
大馬將迎來新政府的第一份財案,民生將成為政策的焦點。對於經濟部長提及的工資增長計劃,相信不少人會很期待。但回顧以上各國的例子,會發現無論是改善教育、做投資還是科研,這些政策都需要長時間經營才能見效。
對於一個僅有5年期限的民選政府,它是否有足夠的意願推行類似“先苦後甜”的改革?如果有,人民又會否願意與其共同努力,給政府足夠的時間完成改革計劃?這讓我想起前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說過的一句話,關於提升經濟,他說道:“我們知道該怎麼做,只是不知道做了以後是否還能獲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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