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5:30pm 17/02/2023

好好地把过去说出来/李颉（儿童安宁医护专科医生）

李颉（儿童安宁医护专科医生）

我在寺院的走廊轻轻地，重复一步一念的动作，提脚、推前、落地，练习着清楚地觉察着步行。天空还正在下着时狂时细的雨水。我知道我心里有两个忧虑：一个是担心老师在路上的安全，另一个是对未来的方向不清不楚。过去5年里，不论风雨多大，老师都会穿上雨衣，乘着他的旧摩托来到这寺院与我见面。

老师来了。一如平常的双手合十后，我就会和他报告与讨论我过去一周觉察练习的进展。报告完正规练习的事项后，就让自己沉默下来。完整的练习报告也包括每天身体的姿态，感觉和动作的觉察，然后身体和心的感受，再更深入的去觉察心态和认知的况态。

老师总是很耐心地容许我的沉默。把心沉淀下来后，我开始道出心里的疑惑。

“我心里有一个不愉快的感觉（unpleasant feeling）。这感觉源自于一种怀疑（doubt）的心态。可是，我无法看清楚这怀疑的根源，也无法觉察正确的见解。”我看着老师的眼睛并说着。老师已经有一把年纪，却可以带着疲惫的眼神，但清澈的心怀来静静地听我述说下去。如果我不发问题，他都不会打岔我的思绪。

“我开始怀疑我对人的信任。我也怀疑我的练习是否有帮助。其实不是开始，而是一直都蕴藏在心里。可能最近面对很多人事的问题，所以这几天都比较明显浮现。”我调整坐姿后，继续说下去。

结果我就和老师分享我过去一个星期的遭遇。

有一位母亲坚持不给自己的孩子口服吗啡来止痛。我在她的面前，问了孩子说：“你在洗伤口时痛的成分有多少？0到10的指数是多少？”孩子小心翼翼地轻声说：“5分。”他一直在偷看母亲的眼神。

“那么你对于洗伤口时的焦虑指数呢？”我再问。
“4分。”他回答。
“4和5分都是蛮高的。你觉得须要更好的止痛药吗？”我追问。
孩子默默地不作声，只是时不时地看着母亲。

孩子患上先天性罕见的皮肤病，他的皮肤在家里每两天须要清洗和包裹伤口。如今已经伤口恶化，进院3星期了还未复原。我把母亲带到会议室里商讨。

“李医生，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我已经和丈夫讨论，我们不须要给他吗啡止痛。我们有止烧丸（paracetamol）就够了。他已经这么多年，也已经习惯痛了，哭一下就好了。母亲坚持地说。

无论我如何解释，她也无动于衷，而且事实是，吗啡比止烧丸更有效又安全，这是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药方。

我尝试更换另一个角度来分析。

“这吗啡不是大麻，我的病人从来都不会上瘾。而且，我们只须在住院洗伤口时用到。只须口服，服食30分钟后就有效，而且药效只有4个小时，过后就不留在身体了。”

我开始觉察心里不愉快的情绪。

这母亲摇头，还是漠然置之。

“回家后，伤口比较好时，痛就会自动减少，那就不须要吗啡了。如今，3个星期了，我们须要达到身心灵，3方面的调整，伤口才会更快速复原。只有在少痛少恐惧的情况下，身体自动修复系统才会更完整地实行。而且，如果在洗伤口时他不哭，护士们才能更安心，细心和用心处理伤口。”

当说到这里时，我告诉师父：“我觉得这母亲根本不相信我，这令我很懊恼。我知道我们不能对任何人，任何事加以期待或控制，因为这是痛苦的来源。我并没有期待这母亲会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对我的不信任，令我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信任，还有什么可以维持呢？”

老师只是点点头，示意我再说下去。

“我们社团的秘书职，在一声不响之下，就递辞职信，就在我们儿童安宁中心正要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可靠的吗？“我的呼吸加速，但我一定要分析出我的疑团。

“今天我带了承包商到安宁中心地点商讨装修的方案，过后才发现一些协议上的问题，这些都是人为的事。这也许是我的一些疏忽，没有留意当中的一些问题。过去这4年，我们常常被很多人扭曲我们对他们的信任而造成安宁中心一直都无法如愿成立！”

说完后，我们沉默了很久。

“老师，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终于发问。

老师深呼吸几次，以他一贯平稳的语气，慢慢地说出他的看法。

“首先，你能够觉察到这个怀疑（doubt）就是一个很好的觉察。你我都知道，这种怀疑是来自对事情真相的不了解（delusion）。至于真相是什么呢？你要再去觉察。而这觉察的力量，来自你要先得到真相的意愿（volition）。有了这意愿，你的觉察练习就会带你走向真相的道路。”老师说完后，我们就同时看着走廊外的雨点。

“每件事，都是独立的个体。就像这些每一粒雨点形成的雨水。所以，你要将每件事分开来分析，找出它们的疑点。不要让懒惰和无知（Ignorance）成为你的痛苦。”老师说的每个字，我都听进去了。

找回自己的初衷
告别了老师后，我继续地坐在走廊看雨，听雨声，感受心里的一阵平静。

为什么我会为了那孩子的痛而纠结呢？

我开始回想当初为什么要成为儿童安宁疗护专家。

这是我的初衷。

当我还是个第二年医学生时，我的婆婆就患上肾癌第四期。她经过了电疗和化疗，都无法控制癌症的扩散。20年前的安宁医护并未普及，也没有存在医学院的课程里。她只是拿了几瓶吗啡回家。医生只能示意她回家等待死亡。在我和她相处的最后那几天里，我终于明白身体的疼痛比死亡更可怕。婆婆每天都在床上喊痛，这呻吟声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很清楚地，很清楚。

我只能抱着她一起哭，她瘦得形如槁木的身体，简直就是人间炼狱的写照。为什么一个好人的婆婆，须要承受这么多痛苦，而为什么身为未来医生的我，却一无可为？

我的无助和痛苦，就这样深藏在我的心里。我常常问自己，在医学里真的无法帮助临终病人有效地较少痛苦，让他们在剩余的日子里过着有素质的人生吗？

一年后，我有位好朋友，因为糖尿病的关系，所以神经线受伤而每晚双脚都会疼痛万分。他的医生说没有根治方法，而我只能为他搽风油和按摩，试图用一切方法来减轻他的痛苦。这种止痛的种子，就在这时候埋在我的心愿。

一直到6年前，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她是一名成人安宁医护专家。在她的调教和鼓励下，我走上了儿童安宁医护的道路。事到如今，我对任何痛都可以很有把握地控制，从不允许自己让病人一直痛下去。

想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我最大的怀疑，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我怀疑自己是否可以为全部人止痛。

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实现成立和推广儿童安宁医护中心的理念。

我的痛苦来自对自己的怀疑和期待。

看到了这一点后，我终于可以释怀了。

最好的解药，就是放掉这个怀疑和期待。

只有用心和坚持地走下去，才是唯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