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寺院的走廊輕輕地,重複一步一念的動作,提腳、推前、落地,練習著清楚地覺察著步行。天空還正在下著時狂時細的雨水。我知道我心裡有兩個憂慮:一個是擔心老師在路上的安全,另一個是對未來的方向不清不楚。過去5年裡,不論風雨多大,老師都會穿上雨衣,乘著他的舊摩托來到這寺院與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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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來了。一如平常的雙手合十後,我就會和他報告與討論我過去一週覺察練習的進展。報告完正規練習的事項後,就讓自己沉默下來。完整的練習報告也包括每天身體的姿態,感覺和動作的覺察,然後身體和心的感受,再更深入的去覺察心態和認知的況態。
老師總是很耐心地容許我的沉默。把心沉澱下來後,我開始道出心裡的疑惑。
“我心裡有一個不愉快的感覺(unpleasant feeling)。這感覺源自於一種懷疑(doubt)的心態。可是,我無法看清楚這懷疑的根源,也無法覺察正確的見解。”我看著老師的眼睛並說著。老師已經有一把年紀,卻可以帶著疲憊的眼神,但清澈的心懷來靜靜地聽我述說下去。如果我不發問題,他都不會打岔我的思緒。
“我開始懷疑我對人的信任。我也懷疑我的練習是否有幫助。其實不是開始,而是一直都蘊藏在心裡。可能最近面對很多人事的問題,所以這幾天都比較明顯浮現。”我調整坐姿後,繼續說下去。
結果我就和老師分享我過去一個星期的遭遇。
有一位母親堅持不給自己的孩子口服嗎啡來止痛。我在她的面前,問了孩子說:“你在洗傷口時痛的成分有多少?0到10的指數是多少?”孩子小心翼翼地輕聲說:“5分。”他一直在偷看母親的眼神。
“那麼你對於洗傷口時的焦慮指數呢?”我再問。
“4分。”他回答。
“4和5分都是蠻高的。你覺得須要更好的止痛藥嗎?”我追問。
孩子默默地不作聲,只是時不時地看著母親。
孩子患上先天性罕見的皮膚病,他的皮膚在家裡每兩天須要清洗和包裹傷口。如今已經傷口惡化,進院3星期了還未復原。我把母親帶到會議室裡商討。
“李醫生,你不用再跟我解釋了。我已經和丈夫討論,我們不須要給他嗎啡止痛。我們有止燒丸(paracetamol)就夠了。他已經這麼多年,也已經習慣痛了,哭一下就好了。母親堅持地說。
無論我如何解釋,她也無動於衷,而且事實是,嗎啡比止燒丸更有效又安全,這是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南藥方。
我嘗試更換另一個角度來分析。
“這嗎啡不是大麻,我的病人從來都不會上癮。而且,我們只須在住院洗傷口時用到。只須口服,服食30分鐘後就有效,而且藥效只有4個小時,過後就不留在身體了。”
我開始覺察心裡不愉快的情緒。
這母親搖頭,還是漠然置之。
“回家後,傷口比較好時,痛就會自動減少,那就不須要嗎啡了。如今,3個星期了,我們須要達到身心靈,3方面的調整,傷口才會更快速復原。只有在少痛少恐懼的情況下,身體自動修復系統才會更完整地實行。而且,如果在洗傷口時他不哭,護士們才能更安心,細心和用心處理傷口。”
當說到這裡時,我告訴師父:“我覺得這母親根本不相信我,這令我很懊惱。我知道我們不能對任何人,任何事加以期待或控制,因為這是痛苦的來源。我並沒有期待這母親會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對我的不信任,令我懷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信任,還有什麼可以維持呢?”
老師只是點點頭,示意我再說下去。
“我們社團的秘書職,在一聲不響之下,就遞辭職信,就在我們兒童安寧中心正要建立起來的時候!我開始懷疑,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可靠的嗎?“我的呼吸加速,但我一定要分析出我的疑團。
“今天我帶了承包商到安寧中心地點商討裝修的方案,過後才發現一些協議上的問題,這些都是人為的事。這也許是我的一些疏忽,沒有留意當中的一些問題。過去這4年,我們常常被很多人扭曲我們對他們的信任而造成安寧中心一直都無法如願成立!”
說完後,我們沉默了很久。
“老師,我的問題出在哪裡?”我終於發問。
老師深呼吸幾次,以他一貫平穩的語氣,慢慢地說出他的看法。
“首先,你能夠覺察到這個懷疑(doubt)就是一個很好的覺察。你我都知道,這種懷疑是來自對事情真相的不瞭解(delusion)。至於真相是什麼呢?你要再去覺察。而這覺察的力量,來自你要先得到真相的意願(volition)。有了這意願,你的覺察練習就會帶你走向真相的道路。”老師說完後,我們就同時看著走廊外的雨點。
“每件事,都是獨立的個體。就像這些每一粒雨點形成的雨水。所以,你要將每件事分開來分析,找出它們的疑點。不要讓懶惰和無知(Ignorance)成為你的痛苦。”老師說的每個字,我都聽進去了。
找回自己的初衷
告別了老師後,我繼續地坐在走廊看雨,聽雨聲,感受心裡的一陣平靜。
為什麼我會為了那孩子的痛而糾結呢?
我開始回想當初為什麼要成為兒童安寧療護專家。
這是我的初衷。
當我還是個第二年醫學生時,我的婆婆就患上腎癌第四期。她經過了電療和化療,都無法控制癌症的擴散。20年前的安寧醫護並未普及,也沒有存在醫學院的課程裡。她只是拿了幾瓶嗎啡回家。醫生只能示意她回家等待死亡。在我和她相處的最後那幾天裡,我終於明白身體的疼痛比死亡更可怕。婆婆每天都在床上喊痛,這呻吟聲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很清楚地,很清楚。
我只能抱著她一起哭,她瘦得形如槁木的身體,簡直就是人間煉獄的寫照。為什麼一個好人的婆婆,須要承受這麼多痛苦,而為什麼身為未來醫生的我,卻一無可為?
我的無助和痛苦,就這樣深藏在我的心裡。我常常問自己,在醫學裡真的無法幫助臨終病人有效地較少痛苦,讓他們在剩餘的日子裡過著有素質的人生嗎?
一年後,我有位好朋友,因為糖尿病的關係,所以神經線受傷而每晚雙腳都會疼痛萬分。他的醫生說沒有根治方法,而我只能為他搽風油和按摩,試圖用一切方法來減輕他的痛苦。這種止痛的種子,就在這時候埋在我的心願。
一直到6年前,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她是一名成人安寧醫護專家。在她的調教和鼓勵下,我走上了兒童安寧醫護的道路。事到如今,我對任何痛都可以很有把握地控制,從不允許自己讓病人一直痛下去。
想到這裡,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我最大的懷疑,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我懷疑自己是否可以為全部人止痛。
我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實現成立和推廣兒童安寧醫護中心的理念。
我的痛苦來自對自己的懷疑和期待。
看到了這一點後,我終於可以釋懷了。
最好的解藥,就是放掉這個懷疑和期待。
只有用心和堅持地走下去,才是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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