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世界大国最近可能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但它们大多认识到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将未来一段时间称之为是国际秩序竞争中的“决定性十年”。俄罗斯总统普汀同样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十年”。而对于德国总理肖尔茨来说,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标志着一个Zeitenwende(分水岭),意味着“以后的世界将不同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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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秩序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但却没有人知道它正在转向何方,或是哪些分歧和战略愿景将在未来最具决定性地塑造它。
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来说,俄罗斯对其民主邻国的残酷战争(以及中国对其侵略行径的默然支持)加深了其原有印象,即专制的修正主义者代表了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严重威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担心“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语)。独裁者们不仅试图构建新势力范围,还对有关人权、全球基础设施和发展、能源安全和核稳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提出了新的挑战。
但这些领域内部以及之间的动态要比简单的民主-独裁二分法复杂得多。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自认未能满足其利益的经济秩序怀有极大不满。随着大国将贸易联系武器化并诉诸保护主义,开放的贸易(以及促进贸易的基础设施)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甚至在人权问题这个与基于自由规则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经常无法在联合国决议上做出同样的投票决定。
由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和Kekst CNC全球战略沟通顾问公司研发的2023年慕尼黑安全指数的新数据进一步反映了这些复杂性。该指数构建于七国集团国家、巴西、印度、中国、南非(除俄罗斯外的金砖国家)和乌克兰的民意调查之上。当被问及当今全球政治的主要分歧时,最大份额的受访者(23至46%)确实指出了民主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分歧。但其他地缘政治分歧也很突出,包括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分歧,以及支持和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国家之间的分歧。
然而对现有国际规范和架构深感不满的可不只是独裁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人并未将西方主导的秩序与自由主义原则和多边主义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后殖民统治、双重标准和对发展中国家关切事务的无视相关联。然而尽管许多国家疏远了现有国际秩序及其事实上的守护者,这些社会并不一定会通过“西方-其他国家对立”的视角来看待世界。
虽然修正主义独裁者用这些术语来描述当代地缘政治斗争,但巴西、印度和南非的许多受访者并不这么认为。对全球秩序的疏离也不一定会转化为对专制修正主义的支持。当被要求对主要由俄中而非美欧制定的规则的吸引力进行评价时,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受访者明显倾向于后者。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许多国家似乎认为自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最糟糕的类型——如果把其他所有秩序排除在外的话。
面对如此多样的关切和分歧,对于那些希望自由民主的规则和原则占上风的人来说简单地捍卫现状已经并不是一种选项。自由民主国家迫切需要完善自身对国际秩序的愿景。
为了使自由主义秩序对更广大的全球民众更具吸引力,其倡导者必须超越系统性竞争的狭窄视角。尽管民主和专制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定义性特征,但也不能忽视塑造公众舆论的许多其他分歧。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自由民主国家才能阐明其修订的国际规则将如何解决民众的合理关切。
《慕尼黑安全报告》(Munich Security Report)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何改革世界贸易体系,使之既能促进共同繁荣,又可减轻全球相互依存带来的脆弱性?人权规范和执行机制如何才能更好地将保护个人自由与更为集体性的福祉概念结合起来?同时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何能更好地代表许多迄今被置于规则接受者地位的国家?
正如俄罗斯战争所催生的暴行和代价所显示的,国际秩序当然不需要修正主义。但它确实迫切需要对关键机制、程序和框架进行“重新审视”,以便能更好地维护自身赖以建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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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亚斯·本德(Tobias Bunde),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研究和政策主任,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与本尼迪特·法兰克合著有《民主的艺术:世界政治背后的75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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