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各世界大國最近可能在很多方面意見不一,但它們大多認識到世界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美國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將未來一段時間稱之為是國際秩序競爭中的“決定性十年”。俄羅斯總統普汀同樣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二戰結束以來最危險、最不可預測,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十年”。而對於德國總理肖爾茨來說,俄羅斯的入侵行動標誌著一個Zeitenwende(分水嶺),意味著“以後的世界將不同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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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國際秩序正處於一個轉折點,但卻沒有人知道它正在轉向何方,或是哪些分歧和戰略願景將在未來最具決定性地塑造它。
對於自由民主國家來說,俄羅斯對其民主鄰國的殘酷戰爭(以及中國對其侵略行徑的默然支持)加深了其原有印象,即專制的修正主義者代表了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最嚴重威脅。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民主國家擔心“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是明天的東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語)。獨裁者們不僅試圖構建新勢力範圍,還對有關人權、全球基礎設施和發展、能源安全和核穩定的國際規則和規範提出了新的挑戰。
但這些領域內部以及之間的動態要比簡單的民主-獨裁二分法複雜得多。許多發展中國家對自認未能滿足其利益的經濟秩序懷有極大不滿。隨著大國將貿易聯繫武器化並訴諸保護主義,開放的貿易(以及促進貿易的基礎設施)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壓力。甚至在人權問題這個與基於自由規則的國際秩序密切相關的問題上民主國家也並不總是意見一致,經常無法在聯合國決議上做出同樣的投票決定。
由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和Kekst CNC全球戰略溝通顧問公司研發的2023年慕尼黑安全指數的新數據進一步反映了這些複雜性。該指數構建於七國集團國家、巴西、印度、中國、南非(除俄羅斯外的金磚國家)和烏克蘭的民意調查之上。當被問及當今全球政治的主要分歧時,最大份額的受訪者(23至46%)確實指出了民主和獨裁國家之間的分歧。但其他地緣政治分歧也很突出,包括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分歧,以及支持和反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國家之間的分歧。
然而對現有國際規範和架構深感不滿的可不只是獨裁者。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人並未將西方主導的秩序與自由主義原則和多邊主義聯繫起來,而是將其與後殖民統治、雙重標準和對發展中國家關切事務的無視相關聯。然而儘管許多國家疏遠了現有國際秩序及其事實上的守護者,這些社會並不一定會通過“西方-其他國家對立”的視角來看待世界。
雖然修正主義獨裁者用這些術語來描述當代地緣政治鬥爭,但巴西、印度和南非的許多受訪者並不這麼認為。對全球秩序的疏離也不一定會轉化為對專制修正主義的支持。當被要求對主要由俄中而非美歐制定的規則的吸引力進行評價時,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受訪者明顯傾向於後者。套用溫斯頓·丘吉爾的話說,許多國家似乎認為自由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最糟糕的類型——如果把其他所有秩序排除在外的話。
面對如此多樣的關切和分歧,對於那些希望自由民主的規則和原則佔上風的人來說簡單地捍衛現狀已經並不是一種選項。自由民主國家迫切需要完善自身對國際秩序的願景。
為了使自由主義秩序對更廣大的全球民眾更具吸引力,其倡導者必須超越系統性競爭的狹窄視角。儘管民主和專制國家之間的競爭是當今全球政治的一個定義性特徵,但也不能忽視塑造公眾輿論的許多其他分歧。只有考慮到這些因素,自由民主國家才能闡明其修訂的國際規則將如何解決民眾的合理關切。
《慕尼黑安全報告》(Munich Security Report)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如何改革世界貿易體系,使之既能促進共同繁榮,又可減輕全球相互依存帶來的脆弱性?人權規範和執行機制如何才能更好地將保護個人自由與更為集體性的福祉概念結合起來?同時最重要的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如何能更好地代表許多迄今被置於規則接受者地位的國家?
正如俄羅斯戰爭所催生的暴行和代價所顯示的,國際秩序當然不需要修正主義。但它確實迫切需要對關鍵機制、程序和框架進行“重新審視”,以便能更好地維護自身賴以建立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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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亞斯·本德(Tobias Bunde),德國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研究和政策主任,柏林赫爾梯行政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與本尼迪特·法蘭克合著有《民主的藝術:世界政治背後的75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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