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泰 熱血奉獻的一生

“我朋友告訴我，他的一些中國朋友曾經要求他帶他們到茨廠街的李霖泰菜市場，哈哈！”李霖泰坐在社區安全聯盟（Ikatan Komuniti Selamat）辦公室裡受訪時莞爾道。

眼前76歲的他，大約180公分的身高，顯得相貌清癯又偉岸，絲毫不見老態龍鍾的暮年萎靡。

也許這跟他一直在為民服務的前線有關。

把時間撥回到1946年，一個小男孩誕生在霹靂怡保的萬里望新村的一個貧寒之家。為了增加收入，每次學校假期，小小的他便騎著腳車把家中果園裡多餘的水果送到巴剎轉賣給小販，而母親是全職主婦，替人洗衣服幫補家用。

到了少年時期，因為經常閱讀李光耀的文章，見他常提及“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加上治理新加坡有方，於是李光耀成為他心裡的“Icon”。

當時，他欲加入人民行動黨（PAP），可是1965年新加坡便與馬來西亞分家獨立成國，隨後他便加入理念相同的民主行動黨，拉開了他從政的序幕。

“據說您的長子也叫李顯龍，是巧合還是稍微參考了下？”我問。

“哈哈哈，是故意取的名字。”他落落大方地承認，“結果他每次因工作去新加坡時，移民局官員看著他的名字都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再三確認自己沒認錯人。”

由此可見，這個“Icon”在他心裡的分量著實不輕。

李霖泰菜市場的由來

1969年，他以23歲之齡當選武吉那那州議員，是當時最年輕的代議士，隨後我國便發生了513事件，令他意識到種族和諧與包容的重要，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記，陪著他走上為民服務之路。

1974年，他首次當選國會議員，同年，原屬於雪蘭莪首府的吉隆坡成為聯邦直轄區，1986年他當選武吉免登國會議員。

自他擔任代議士以來，就致力於協助小販解決各類型的問題。從申請執照、申請攤位到減低罰款數額，尤其是70至80年代市政府的“綠帽隊”（當時市政府的執法人員均戴綠色的帽子，因此得名）經常取締無牌小販，並且充公他們的物品，他亦會去協商討回。

“我本身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1966年才來吉隆坡。所以我很瞭解貧窮的人民，特別是無牌小販，他們是很辛苦的。”

“因為自己淋過雨，所以總想給別人撐傘”，年幼的經歷和家境為他此後的人生埋下“以民為重”的種子，並在成年後生根發芽。

有別於其他議員高高在上、激進的作風，當李霖泰與市政府、各部門打交道時，總是抱持客氣禮貌的謙卑態度，和市政府打好關係、建立交情，以獲得官員的配合，讓小販得以謀生。

“這很重要，如果時常跟市政府作對，很難得到他們的合作。他們是政府，有法可依，有執法的權力，我只是人民的代議士，跟他們對抗是很難的。”

80年代，時任吉隆坡市長髮出一道通知，稱接獲多宗衛生問題相關的投訴，經調查後屬實，要求道理巷菜市場逾200小販搬離，但沒有任何後續安置的安排，讓小販們心焦如焚，於是尋求李霖泰援手。

經過他從中斡旋，多方奔走，最終成功說服市長收回成命，自費重建菜市場原地擺賣，小販們為了感激李霖泰，遂命名為“李霖泰菜市場”。

而時任市長也對小販使用中文命名一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了。

這是他的勳章，也是對他為小販的付出極大的肯定。

要記得支持你的草根群體

為了心無旁騖地扮演好“人民代議士”的角色，中選後他辭去了工作，二十多年來以“議員”為唯一職業，一門心思地投入選區。

“如果你有其他工作比如你當律師的，時不時要去法庭，人民怎樣找到你？”

在人均教育水平不高的年代，他隨身攜帶打字機，車子裡裝載著信紙和各種各樣的表格，儼然流動的辦公室，以準備隨時為前來求助的民眾解決各種問題。

“我中選後就跟自己說，必須向選民提供最好的服務，24小時全都要奉獻給選民。”

比如每個月定期走訪選民；半夜選區內發生火災，他必定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與兒子約定要去看電影，選民上門求援，他也只能爽約，優先處理選民的事務等等。

Work Life Balance？不存在的。

所幸，多年來妻子和兒子們都予以體諒並且給予支持，特別是妻子一力承擔起教育兒子的重任，令他尤為感激。

有時，還有許多其他選區的選民也跨區尋他幫忙。假設問題不算複雜，僅要求寫推薦信（Support Letter）或介紹信，他一般不會拒絕，但若需要時時跟進的則愛莫能助了。

“我說應該回去找他們的代議士，他們會講找不到人。”

欸，這樣的場景是不是似曾相識呢？平日選民有事時上山下海找不著人，直到大選拜票時忙不迭地湊到你面前。

大選時人民是老闆，大選後老闆卻找不到“打工人”，又或者認為選區內的芝麻綠豆小事，代議士以忙碌為由讓選民找秘書，或直接去找相關部門。

對此說法，他極為不認同。

“你身為人民的代議士，有沒有實現你對選民的責任？你在選舉時，向選民承諾的是我服務你。什麼叫服務？即便你很忙，也要找時間和選民會面，瞭解他們的需求。”

對於有者提出，水溝堵塞等民生問題並非國會議員的工作，國會議員理應在國會里探討國家大事，他也不予認可。

“像倪可敏最近去巡視公共場合的廁所被嘲諷，但實際上這本來就是他的工作，因為他管理地方政府的。”

“一個部長都可以做，你一個議員為什麼不做呢？”

他認為，無論是國會議員或州議員，身負兩大重任，一是關注國家大事，在議會殿堂裡立法、修改法案，應該成為人民的發言人，提出選區以及各領域的問題。

“但除此之外，你要記得支持你的草根群體。當他們選你成為代議士，你就必須負起責任來協助他們，包括芝麻綠豆的問題。”

“好像水溝堵塞並非小事，一旦下雨很容易造成水災或衛生問題。小事不解決就會變成大問題。”

不當議員依舊是“人民代議士”

1990年他宣佈退出政壇，而關於此事的紛紛擾擾，他不願再多談。

雖然此後他沒有另起爐灶，或改換門庭，甚至不再參選，但是許多非政府組織邀請他加盟，希望他成為NGO和政府部門的橋樑，讓他們得其門而入，他也樂意為之，通過自己的能力，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為人民奔走。

回首過去，儘管他曾遭到那些受過他恩惠的團體、提拔過的人反咬、捅刀，也曾感到憤怒和恥辱，但是於現在的他而言已經時過境遷。

“我認為我可以原諒他們，可是我卻不能忘記，對我來說這些是一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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