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詩奇｜無處不在的權力之眼

換句話說，這些場所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機構”，比如學校、醫院和監獄，而在這些機構內又分別會有權利不對稱的身分，比如老師和學生等。這些機構是怎麼形成的呢？權力的不對等又是怎麼形成的呢？建築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建築理論家朱劍飛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形式與政治》一書中第三章〈福柯：機構與微觀空間〉一文中，通過福柯（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對這些問題做了介紹。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圖01）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曾經在法蘭西學院擔任“思想體系歷史學”教授。福柯的研究有3個重點，分別是“權力”、“知識”和“場所”。

“福柯關心的，是17-19世紀歐洲近代史上，在一些具體的歷史時刻，那些為了知識的生產而展開的監管觀察活動的特定的機構場所。著名的案例包括瘋人院、診所、醫院和監獄。”

“在這些場所裡，在一組權力關係下，一些人被安置和控制，受到觀察，為了達到某種‘正常化’和勞動生產的目的。”

在這裡對這兩段文字初步的解讀，我們可以瞭解到“知識”是通過對“一些人”的“監管觀察”生產出來的。為了對“一些人”有效的“監管觀察”，需要形成一組“權力關係”來對“一些人”進行“安置”和“控制”，而權力的來源又往往來自於知識的不對等；我們之所以會服從老師或醫生的安排，正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我們所不知道的“知識”。同時，權力和知識發生互相促進、互相催生的“場所”，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在福柯的一系列作品中，出版於1975年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通過監獄的設計對建築在權力的運作和知識的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 ，做了深入的研究。

監獄的誕生

根據朱劍飛的介紹，“此書描寫了從17-19世紀歐洲（也包括北美）刑事司法實踐中從開放的懲罰體系到封閉圍合的改造體系的演化過程，以及此過程所催生的現代監獄制度。”也就是說，遊街示眾的懲罰方式逐漸被剝奪自由進行改造的方式取代。

“在此歷史演化過程中，一個關鍵的轉折時刻，是‘全視監獄模型’（Panopticon）的到來（圖02）。”這個模型是由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於1791年構思設計而成，朱劍飛通過5個方面考察這個模型。

一、“作為功利主義思想的一部分，設計構思的一個原則是有效地（工具地）管理大規模人群，監管、輔導、改造他們，以利於社會的總體。對福柯而言，這卻暴露了現代性的黑暗面。”

二、“全視監獄模型的構思設計，包含了一個權力／知識的循環互動。”通過精確的建築設計，大量囚犯被單獨安排在建築周邊明亮的囚室中，而位於中央暗處的少量看守，則可以有效的監視觀察所有囚犯（圖03）。由於看守處於暗處，囚犯無法得知何時被監視，所以只能“假設這個監管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自己，就是必須內化這個監視，約束好自己的身心，並延續至永恆”。這種不對稱的關係構成了權力之眼，“權力輻射到每個囚犯的身心之上，而關於他們的信息知識卻被抽取、吸收、記錄、研究”；“它是權力的行使，又是知識發展的環節，兩者同時發生”。無所不在的權力之眼，使得權力／知識的循環互動自行運轉，永不停歇。

三、由於其無以倫比的效率，全視監獄模型的構思被廣泛運用到各類現代社會機構中，比如醫院、學校和工廠。“所以該模型的重要，在於它的一般化普及。”

四、規訓社會的出現。福柯在書中表示，“啟蒙運動發現了自由，也發明了規訓”。在此社會中，“監獄像工廠、學校、兵營、醫院，而它們又都像監獄”。

五、“邊沁所代表的，也是福柯所標示的，是18、19世紀歐洲現代國家成型的關鍵點，是歐洲或西方發展路徑的環節”。朱劍飛在這裡表示，與有別於西方發展路徑的其他文明，如中國、印度、伊斯蘭進行比較的重要。

或許，朱劍飛希望可以找到替代方案。然而，當這無處不在的權力之眼已經通過手機普及到每一個人的手上時，我不禁感受到那由暗處持續向我投來的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