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凡/鐵船擱淺 歲月鉤沉

我們戴上工業安全頭盔，跟隨導遊登船。我揣著幾分興奮，幾分忐忑，記憶裡無法清晰勾勒的歲月即將在眼前展現。這艘TT5鐵船重4500噸，船身長75米，寬35米，深度達3.8米，高約5層樓，遠觀宛然一座大廠房。而被稱為“鐵船”又十分貼切，它停泊在湖上，不遠處荷葉田田泛著綠意；整個身軀包裹著灰冷堅硬的鋼鐵，插向天際的巨大鐵臂，牽繫著不同斜角絞緊的鋼索，層層疊疊的鐵板架，鐵欄杆，鐵階梯……上到船來，腳踩著鐵甲板，單調的“控控”聲響，彷彿來自歷史的跫音。

鐵船一共有3大層，樓下是各種機械的運作，二樓是過濾工程，頂樓是採集好的礦物。站在巨大的、重達2.5噸的挖鬥跟前，導覽員講述挖取錫米繁複的過程，她說，像這樣的挖鬥共有115個——首先鬥鏈不斷旋轉，挖鬥跟著移動，深入礦湖挖掘礦砂，再把混合礦砂的泥漿輸送到篩選器分離出錫米。開採出來的錫米裝入錫米桶後，利用電纜送出船外，運到工廠溶解加工。

天光斜射進鐵船內，各類不知用途不識名稱的器械都已成為展覽的擺設，蒙罩著舊年月影影綽綽的光暈。我仰頭瞥見一個斑駁的告示牌子，用英、巫、華、印四種語文寫著：安全第一！原來今天這個耳熟能詳的工業安全標語，早在百年前就已出現在這裡。老同志講述的勞作情景，血汗在機器的喧囂中飛灑；壓榨，屈辱，共同的憎恨；工友間相互關愛和團結；抗爭的勃勃火苗，在歷史陰暗的一角閃爍。

（二）

在這艘以“督亞冷5號”命名的鐵船上彳亍，我不由得想起杜龍山、杜龍水、杜龍川三兄弟。三個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為推動社會進步，為反殖，抗日，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龍山、龍水二戰時期被日本侵略者逮捕，慷慨就義；龍川則在戰後被英殖民政府驅逐出境，永離故土。大馬前輩作家駝鈴，與杜家同是老家在實兆遠甘文閣地區的親戚，上南華中學時，他就住在鎮上杜龍山的店鋪裡。他記得，龍川曾經把一架幾家人共用的磨椰機的摩哆拆走，供榨油作坊之用，其實那是一個情報工作站，主要接應聯軍136部隊。而出生於1922年的杜龍山（賴萊福），更是馬共活躍在霹靂州的先驅。也是馬共領袖陳平和拉昔·邁丁的“引路人”。杜龍山和陳平都是實兆遠人，他比陳平大兩歲，同是南華中學的同學。1937年盧溝橋事件之後，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杜龍山受抗日感召，參加當地的“抗敵後援會”，成為負責人之一。陳平在《我方的歷史》中，有一節寫到身為學長的杜龍山，帶馬共領導人黃誠（張元豹）到南華中學發表演講，“他動人的演說，打動人心，引起我認真地思考人生應走的道路”。第二天，他也加入“抗敵後援會”。杜龍山還成為他的入黨介紹人，是他心目中的“我的良師益友”。

而與拉昔·邁丁的交集，就發生在督亞冷地區的鐵船上。杜龍山雖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原本是教師併兼任記者的他，為發動工人擺脫殖民統治，接受任務到當年產業工人聚集的鐵船上，和工友一起，幹著粗重而危險的勞作，每天卻只有區區7角錢工資。拉昔·邁丁恰好在督亞冷的英資錫礦場當電氣技工，他們在勞動中認識了，杜龍山被他視為“我真正的政治導師。”拉昔·邁丁說，當時他已經22歲，而杜龍山比他年輕，“我還記得龍山聰明伶俐，通曉中英巫三語，對政治和世界局勢很有認識；我們對他印象深刻，而我們心中的很多疑問也都給龍山一一解答了。”他也在杜龍山引薦下加入馬共，併成為日後馬共中馬來族的傑出領導人。1955年末的華玲和談，他與陳平一起，作為馬共方的談判代表走進了歷史。

1941年年底，眼看日軍鐵蹄即將踏進馬來半島，英殖民政府才同意釋放關押在牢獄中的反殖志士。杜龍山出獄後，旋即帶隊前往新加坡，參加“101特別訓練學校”。因為他通曉英文，教學中當翻譯溝通，協助戰友。隊員之一的，後來成為六突領導人的張佐，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半世紀》中，記下了期間他們的生活起居。9天密集的各種武器以及爆破技術的學習及運用後，30名學員即攜帶一些簡單的武器裝備，奔赴前線抗日衛馬。原定計劃是返回霹靂老家打游擊，但北行至森美蘭州，雪蘭莪已被日軍佔領，他們只能停駐當地，成立馬來亞抗日軍第二獨立隊，與侵略者展開艱苦鬥爭。

1942年7月，杜龍山調到霹靂領導第五獨立隊。當年9月1日，參加馬共于吉隆坡西北9英里石山腳舉行的第八次擴大的中央全會，由於萊特出賣，會場被日軍重重包圍，槍聲驟響，與會代表英勇突圍。他打完手槍裡的最後一枚子彈，正要突破封鎖，發現中央委員張凌雲（小章、阿蘇）小腿中彈受傷，他毫不遲疑停下來，用手帕包紮急救。日軍潮水般又圍攏上來，杜龍山從其他同志那裡拿過一顆手榴彈，拋向敵人，率領大夥兒在爆炸聲中衝出去！“九一事件”中，馬共18位幹部及戰士犧牲。

1943年11月，杜龍山到第13中隊開會，會後經過督亞冷，早上在和群眾喝咖啡時，被突然掩至的日軍包圍，突圍後他因為不熟地形，孤身陷入沼澤地裡，手槍塞滿汙泥無法使用，最終被敵人槍托打得頭破血流，拖進日本憲兵部裡。

在囚禁期間，他唱起激昂的抗日歌曲，吸引了也被關押在同一牢獄裡的卡迪卡素夫人，探問之下，他們互相認識了。在她日後的自傳《悲憫闕如》中，她記下這個一見面就獲得她信任的，憑直覺就能判斷是甘為理想獻身的年輕人——杜龍山生前最後的片段。

他在給一起在實兆遠長大的同學、同志、伴侶應敏欽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親愛的敏同志，日寇用硬的和軟的方法都不能使我屈服後，看來是要殺我了。在這個世界上生離死別乃人生常事。假如我能再見到敏，我相信敏會更為堅強。”

烈士犧牲後，頭顱被掛在怡保市場街口示眾，那年杜龍山才剛剛過了21歲。

無法確定“督亞冷5號”即是當年杜龍山與拉昔·邁丁工作過的鐵船。而杜龍山身負重任，在這個地區團結錫業工友，組織工會，他必得奔走在鐵船工友之間，曾經造訪這艘從1938年即開始投入生產運營的鐵船，在這裡留下他活動的足跡，完全是可能的。他的熱血，青春，盛放在督亞冷的土地！他絢爛如大紅花的生命，飄漾在陳平，拉昔·邁丁，張佐和卡迪卡素夫人的記憶中。

鐵船靜靜躺在廢棄的礦湖，如同許多過往，人事，也被遺落在歷史的皺褶裡。

在參觀過程中，導覽員指著一塊厚厚的鐵片，說，因為鐵船上機器聲終日轟鳴，在輪換班之際，要靠敲擊鐵片來通知。被各種現代資訊的雜音環繞，對歷史的回望，或許也需要這麼一聲敲擊——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