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我沒讀過,卻讀過他晚年寫的重要作品《復活》。他真實地寫出社會的狀況,從來不迴避問題,我們這裡認為是“敏感”的宗教和政治問題,對他來說,是重要的內容。
他寫教會、貴族、警察、法庭、妓女等等,力求真實,美和醜都淋漓盡致和盤托出,毫不躊躇。在《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裡,他討論土地改革、人生觀和思想立場,通過人物的口,提出他的政治主張。他沒有給自己設定不可觸摸的“敏感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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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否定他這樣寫的意義嗎?
假如托爾斯泰不是如此坦率面對人生、真誠對待藝術,他會取得這樣高的榮譽嗎?
雨果寫《巴黎聖母院》,寫主教黑暗的精神面貌,批判教會的虛偽,對比以吉普賽女郎的奔放直率,號召對理性的尊重。
若不是如此大膽衝擊當時的“敏感課題”,他會被稱為法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嗎?
近讀各家評述曾榮盛詩集《釋放》的文集——《釋放的迴響》,發現論者大都有迴避“敏感”課題的跡象,視野侷限在監牢和藝術,重述事件,缺乏發現和新意。
曾榮盛在黃梨廠罷工事件中被捕,當時他是工會秘書,竟被關押11年。這個罷工事件,有這麼重要嗎?我們不竟要問。納吉私吞幾億,也只是坐牢11年。曾榮盛跟納吉的罪名平等?還是什麼樣的腐敗,造成如此的厄運?我們也想知道,昔日的腐敗,今天還存在嗎?用於鑑定社會的進步與否,然而書裡不談這些,論者對事件輕描淡寫,不感興趣,也對意識形態塑造的當時社會,缺乏描寫。曾的坐牢價值何在?沒讀到肯定的聲音,這不免使人疑惑,這本書究竟想傳達一個什麼樣的概念。至於絕食47天,那又是為了一種怎樣的正義?
評論文章都很自律地避開這些課題,選擇性地談些安全的東西,然而曾寫詩的時候,難道沒有想過這些重大的課題嗎?
曾榮盛說,他不是政治人物,卻被當作政治人物處理。他又說他不尋求釋放,為了尊嚴,寧願被關押。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這已經是涉及政治了。你非黨派中人,不錯,然而你不肯寫悔過書,就是跟“政治正確”死磕到底,已經是在作政治鬥爭了,你跟政治脫離不了關係。
政治書寫在這裡被遺落了,使這本書失去應有的光彩,然而它依然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因為純粹討論牢獄詩的集子並不多見。
它反映了馬來西亞文壇去政治化後的蕭索景象。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和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最近主辦“疫火之後”徵文活動(我也有參加),簡章有一條說:
“禁止:內容不可觸及政治、宗教等敏感課題。”
這是一個緊箍咒,套在每個作家頭上。剛愎自用的唐僧隻眼開隻眼關,總想再念一回他的咒語。
大大小小的徵文比賽,幾十年來,都會加入這金色條文,它是馬華文學的“傳統”。
它出生於政壇,不是文壇。
政治人物成功說服文藝界不要觸及敏感課題後,對群眾說:“你們要關心政治,因為你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跟政治有關。”
既然政治跟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怎麼又會跟文學無關,不可觸及呢?
一個“等”字說明了,除了政治、宗教,還有許多,諸如思想、制度、種族、歷史、皇室……。
這些都不寫,就是官方所要看到的“文學”,剩下的便只有“從文學到文學”,“只看形式不看內容”。文學跟社會生活脫節。
一個人只要懂得一點兒文學的技巧,很快就可以竄起成為名家。
如果你要學托爾斯泰,硬要觸及敏感地帶,在意內容的真實與否,反而得不到好評,他們說,那種寫法太過寫實,不適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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