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長在【生命留書】／生命留“書”，我的書都拜託你們了
突如其來的冠病病毒擾亂了大家平靜的生活，每天讓人提心吊膽的感染數據，報紙上刊登各個地方的家破人亡悲劇，錐心之痛讓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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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封鎖時，大部分的時間我都與家人待在家裡，做好一個良好公民該盡的責任。在這煎熬的時段裡，陪伴我一家的就是一櫥又一櫥的書籍。屋子不大，除了廁所與廚房，任何角落都可看到書本。從小孩的小書櫃到大人的大書櫥，不知不覺家裡竟然累積了13個藏書處，而大部分書櫥的主人就是我。暢遊在書海是我的快樂，一個悠閒的午後，一杯溫熱的咖啡，放下手頭的工作，浸泡在書的世界裡，盡情翱翔在知識的天空，那是說不盡的幸福。
正所謂：“好在適度，誤在失度，壞在過度。”在瘟疫來襲後，我讓自己的思緒沉澱，驚覺自己在蒐集書籍的道路上，可是犯了佛教的三毒。首先，貪；可以用“飢不擇食”來形容我對書籍的重度渴望，從歷史、天文、地理、美學、哲學、心理學、詩詞、經濟、小說等，我無一不收，還貪得無厭地越要越多。其次，嗔；我常因為收集不到自己喜歡的書籍而大發脾氣，甚至會怨恨為何沒有更大的屋子來裝下我多不勝數的書籍，常讓自己不開心。最後，痴；喜歡看書並不一定要真的擁有那本書，而我卻一昧產生錯誤的認知進而導致自己迷失在固執裡，把大部分的薪水都揮霍在買書、藏書上。
如今面對滿屋子堆積如山的書籍，我覺得是時候在自己“塵歸塵，土歸土”之前，好好地給我的家人處理好這“書的難題”，畢竟並非每個人都像我如此痴迷藏書。我也知道如果我有天突然意外離開這個世界，這些書將成為家人無法擺脫的夢魘，甚至是大災難。我可不想家人每天一回到家，看到四周都是書籍而“睹物思人”，陷入傷心的無限循環，再次狠狠地二次傷害家人。於是，藉著這個“生命留書”的平臺，我要給自己和家人做個簡單的交代。
第一，當我突然離開了，若家人想要保留我的書籍作為對我的思念之物，我只允許他們各自保留5本他們最喜歡的書本。身為一個孩子，丈夫和父親，我實在不忍心因為我的意外離世，大家對我有很深的不捨，尤其是在看到我收藏的書籍時。我不想它們成為大家日後繼續好好生活的羈絆，所以就不要家人保留太多有關我的遺物。我更希望家人在一個愜意的下午，手捧著自己保留的5本書本，回想起曾經有那麼的一個我來過這世界。
第二，我已經委託了兩位大學的同窗好友——王修捷和洪文傑，在我離開後前來幫我整理和分配我的藏書。我大學是念中文系的，因為對中文的熱愛和工作所需，所以至今收藏了不少學術書籍、論文和工具書，他倆可以把這些書都捐給我們的大學——拉曼大學。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感恩大學的悉心栽培，才會有今天當了中學華文老師的我。我希望所捐出去的書籍能給大學的學弟學妹盡一點綿力，用心念好中文系，以後繼續為後輩發揚中華文化。
第三，我的藏書中不乏小說、散文與詩歌集，還有不少富有教育性質的漫畫，我也委託了一位家鄉的發小——黃瑞康，讓他把這批書籍捐贈給我們的母校：群益小學和玻璃市中學。我始終相信，書本靜靜地躺在書櫥裡也就失去了書本真正的意義，只有到了莘莘學子的手裡，它才能體現出最大的價值。
最後，我希望能把最後的“一本書”捐出去，而那本書就是我。我願把遺體讓醫學學生當模擬手術訓練。本著“人身就是一副臭皮囊”，但若這軀體能讓這些未來的醫生更好掌握知識與技巧，以後為國家貢獻，我覺得一切都是值了。
生命留書，我也把我的書交給了他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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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20封信向各大学找事，15处回信没有事，只有5封信说信已转给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慨叹。”1950年5月22日胡适日记中写道。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认识朱经农。1916年朱经农赴美，经济拮据，老家有七旬老母，1919年3月11日致胡适信说“来此三年，官费仍无着落，半工半读，所得有限。”他几次向胡适致谢，1919年5月27日说“在纸币低落，发薪误期”时胡适雪中送炭，让他“铭感何极”。1920年初胡适希望他回国执教，他以所学不够不想走。1920年8月9日他谢胡适“借垫”，并提朱母要他珍惜情谊，因为胡适是他“第一个真朋友。”1921年在胡适穿针引线下，他担任北大教育学教授。
1948年12月，朱经农以中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感受局势难控，决定居美。他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及1944年分别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汤涛所编《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可见其投入和贡献。
中国学界地位在美国无法着力，教职难觅，空缺少之又少，晚景凄凉的学者比比皆是。虽有学校欲聘胡适，却不对口。1950年1月24日日记提St. John’s College新校长Richard D.Weigle盛意，说“每年给他一万二千美元。”可惜该大学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三十多位教员，学校虽有水准，待遇虽高，他认为无用武之地：“Weigle校长可能用不上中国哲学一类的学科吧？”
他后来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两年聘约，暂时安定。职位本是Hodder Fellowship，校长觉得待遇太低不妥，为他另设新职，享有正教授头衔。
专事笔记掌故撰述的徐一世在〈与胡适博士之一席谈〉中称赞他“天分之高，非常人所及”，他却“自谓非天分高，惟用功耳”。读书人最怕无书可读，心痛藏书留在北京，在美国却也有意外之喜。在〈我早期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英文稿中他说1942年9月卸任大使后，经常出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图书馆。1944年发现葛思德图书馆藏有二十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喜出望外。他判断这套书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抄录下来。他接任馆长，薪金是原因，馆藏水经注资料也是原因。1950年5月23日致赵元任信说：“古董书库，于我应该有用”。
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
“万物各有时，蟋蟀以秋鸣。我老自少眠，那得憎此声”。这是陆游的〈杂兴〉，胡适抄来送给伯度先生。万物有特定活跃时节，蟋蟀习惯在秋天鸣叫。年纪渐长，睡眠自然比年轻时少，怎会因而厌恶此声？一切发展有其轨迹，不怨天，不尤人，遇不顺心事，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让人精神焕发的空间无处不在。旧纸堆是避风港，有谈不完课题，有他雀跃趣味。
1951年11月19日，他写信邀杨联陞和友人到普林斯顿：“看看我们的古董。其中佛藏有《碛砂藏》南宋刻本及元刻本，有明《南藏》配本，有明万历末期影抄《碛砂藏》本。另有明《北藏》二千几百本。另有明清刻经残本不少”。又得意说其馆有“八百年佛经雕刻史”资料。
几年后他替葛思德东方图书作宣传时，提起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两千多首的乾隆诗全集。他说乾隆诗太差，识者不屑收藏，唯独葛思德图书馆不嫌累赘，前人此举为他审校《水经注》省去不少麻烦。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说他得到温哥华侨领支持，筹了五千元，想购买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他知道胡适困境，打算以超过市价买进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大书，不料1952年6月5日见面，“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该舍则舍，但要选正确地方。同一个月两年聘约结束，被委荣誉馆长，善本室至今还挂他照片。只感恩，不为聘约没有延长不快，他了解学校财政困境。这是他在美唯一正式工作。
虽然邀约不断，演讲中所获酬劳，毕竟有限，得靠储蓄生存。离职后赵元任担心他处境，多次在信中讨论工作机会，1956年加州大学聘他讲学一学期，赵元任实为推手。
他对美国没有幻想，心中有选项，或去台湾，穷有穷的过法和尊严。1951年3月9日他接朱经农心脏不济死讯。日记中说“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哈特福德神学院最后给资助，以为可以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他感叹说“极惨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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