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不在所謂的火地獄裡,所以可以平和地說話。
在馬來西亞開始當實習醫生的前幾個月,受了尤其亞洲國家常見的等級文化衝擊,一邊適應工作量與工作時長和休假日與薪金不相符的生活,和麵對比從前更艱難的未來。A對我說,以我如此憤世嫉俗的態度,怎能在這樣的職場走得長遠。那時我不高興地想,錯的不是我的憤世嫉俗,是令我憤世嫉俗而沒人覺得應該改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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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很長遠的路,結束在一份澳洲醫院的入職通知書上。
我在遠方的土地,感受了另一次完全相反的文化衝擊。在澳洲,醫生等級順序基本分為:實習醫生(Intern),住院醫生(resident medical officer),主治醫生(registrar),專科顧問醫生(consultant)。工作的第一天,緊急部門的住院醫生,主治醫生和顧問醫生對我特別友善,完全超出我的預料。他們耐心地引導我電腦操作系統,各種表格的所在處,解答我的困惑,甚至確保我的身分識別卡可以感應開啟職員廁所的門。工作中場休息,恰巧和顧問醫生一起在茶水間喝咖啡一邊閒聊。我在如今看來可笑的詫異中思考,隨意和顧問醫生同桌毫無意圖地聊天這回事發生在馬來西亞的幾率。我以為這樣善良的開始只是意外的幸運,還悄悄問身邊的同事,稱呼比我們職位還高的老闆們,真的可以直接用他們的名字嗎。我們和住院和主治醫生交談,像朋友一樣沒有等級上的負擔;和顧問醫生交流,可以自如表達自己的想法或虛心接受他們慷慨的教育,沒有崇高或卑微,施捨或乞討的錯覺。就連其他同事如護士或藥劑師通常直接呼喚醫生們的名字,也只有少數病人會用“醫生”為前綴地稱呼我們。
相反,在馬來西亞或者其他相似的亞洲國家,醫生被賦予光環,被過於崇高化,以致在等級最上層的醫生,被眾人畢恭畢敬地對待,而他們也可以近乎為所欲為地因為大事或小事,有理由或沒理由地對下屬不給顏面地數落。由於工作性質關乎人命,處事嚴格和不容許錯誤或懶散的態度,完全可以被理解,也不是這裡想討論的事情。但碰多了上司不知何故發脾氣的事故,讓我想起1971年津巴多(Zimbardo)進行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在實驗裡,24位普通人被隨機分配扮演監獄看守或囚犯的職責。才沒幾天,他們完全融入角色,扮演看守的變得囂張甚至展現虐待傾向,囚犯忘了這只是角色扮演而沒有抗議。在馬來西亞,等級較高的醫生如住院醫生(medical officer),可以對實習醫生大呼小叫,原因可以雞毛蒜皮如為什麼和他說話前沒請安。他們處於比實習醫生高的位子,感受到任意把情緒發洩在下屬身上而無人管束的快感,肆無忌憚對下屬下命令的權力,面目隨著日子的疊加愈加不好看,人人敬而遠之。
機會並不從天而降
到了新環境,面對健康的工作文化,合理的工作時長和薪金,有組織性的醫療系統,我不再有憤世嫉俗的理由。偶爾回想過去的經歷,我會質疑自己有什麼資格擁有相對非常優秀的一切。但是有一天,一位專科顧問醫生對我說,you are an excellent intern, we are lucky to have you,讓我察覺自己已經太內在化自我抨擊和接收抨擊,連建立自信和覺醒自我價值也需要被提醒和重新學習。
從前忙著想如何存活過每一天,現在可以生活在每一天,多了精神上的空間理解病人治療方案背後的理由,也被教導為人醫者該有的思考方式和處事態度。這些條件給予我的平穩狀態,間接讓我理解A說的不該憤世嫉俗。既然馬來西亞各種根深蒂固的問題過了多年依然存在,必須留在那個生態系統奮鬥的人,就該懂得調整心態,才能面對無數不易的每一天。離開的人,也是曾經努力的人,而機會並不從天而降。成年人,不管留下或離開,好或壞,都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
|後記|
不排除其他國家如美國也過於崇高化醫生;在工作環境相對很好的澳洲,也會出現有毒文化(toxic culture)和不把下屬看在眼裡的專科醫生,比如Yumiko Kadota的《Emotional Female》裡就描述了她在澳洲Neurosurgical專科訓練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不排除馬來西亞有很多友善的好醫生,反而覺得馬來西亞的有毒文化近年似乎正在改進,倒是各種制度問題一直未被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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